1]。文中涉及到的遼水和朝鮮都是具體的地名，因此，所謂“流沙”似乎也不應是泛指。結合陽山長城的實際分佈狀況，《淮南子》所說的“流沙，應當就是指現在的烏蘭布和沙漠。
雖然烏蘭布和沙漠的分佈範圍，曾經有過擴展推移，特別是其北部邊緣部分，在西漢初期，還曾一度辟爲耕地，說明當時至少還沒有像現在一樣嚴重沙化[292]；但是，烏蘭布和沙漠的總體分佈區域，在歷史時期，並沒有很大的改變。這是因爲烏蘭布和沙漠的沙源，主要是當地深達數百米的第四紀沈積物，而黃河河道在這一帶曾大範圍東西擺動，河水的反覆泛濫沖刷，使得這裏很難形成土壤覆蓋，鬆散的沙子，便會裸露出來[293]。這一沙漠恰好成爲阻止匈奴騎兵入侵的天然屏障[294]。
除了沙漠的阻隔作用之外，《漢書·地理志》還記載，朔方郡窳渾縣東面有一個湖泊，名爲屠申澤[295]。《水經注》記述說，這一湖泊是由黃河河水西溢而成，其位置在河套的南河與北河歧分之處稍偏西北，湖面水闊“東西百二十里”[296]，正橫亙在狼山山脈與黃河河道之間的孔道上，也可以起到天然防線的作用[297]。
由於有烏蘭布和沙漠和屠申澤的屏蔽，在狼山與黃河之間，即不必再專門修築城垣。由烏蘭布和沙漠東渡黃河，至對岸便與“因河爲塞”的秦邊防線相連接，構成完整的防禦體系。
根據鮑桐等考察所見，不僅狼山以南沒有發現長城遺迹，即使是在狼山山脈上，秦長城遺迹的西端，也僅分佈到石蘭計山口爲止。在石蘭計山口以西，秦廷只是在狼山山脈上的一些谷口建有石砌亭障[298]。若是這樣，依據狼山上的長城遺迹來推斷秦廷在黃河西岸建有長城，理由就更顯薄弱了。
需要說明的是，史念海認爲秦廷在黃河西岸建有長城，還有一個原因，是參考了西漢的情況[299]。史氏引述《漢書·西域傳》所記漢武帝在黃河西岸修築長城事云：
漢興至於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混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300]
令居爲西漢所設縣，治所位於今甘肅永登西北之莊浪河畔。史念海據此認爲，漢武帝在黃河西岸修築的長城，乃是始于令居縣治所，“爲什麽在當時建築新的長城要從令居開始？這分明是令居以東原來就有過長城，漢時接著原來的長城繼續向前延伸”；而“所謂原來的長城”，“就是秦始皇時所建築的長城”[301]。
關於漢武帝築令居的記載，尚別見於《史記》之《大宛列傳》、《平准書》和《漢書·食貨志》諸處[302]。對於這些記述，首先需要明確，所謂“築令居以西”，應當是指向令居以西亦即西域方向修築長城，而不是由令居向北建造城垣。這一點諸處記載一致，史念海氏也是同樣理解這條史料[303]。因此，這段文字，並沒有直接記述漢朝曾在黃河西岸修築過與河道並行的長城。
其次，這次向西修築長城，始自令居，並不一定是因爲在令居以東，已經有秦人修築的長城。據日本學者日比野丈夫研究，漢武帝經略河西，可以分作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大致在元鼎二年前後，首先出兵控制河西走廊東部約當今武威一帶以東、黃河迤北迤西區域，設置以令居爲中心的河西郡；第二階段在元鼎六年以後，地域向西拓展，始設置酒泉郡。以後再改河西郡爲張掖郡，並陸續設置敦煌、武威兩郡[304]。當時是否曾設有河西郡，可能還需要進一步探討，但日比野氏認爲西漢朝廷在出兵河西之後，首先控制了以令居爲中心的河西走廊東部地區，應當符合歷史實際。日比野丈夫談到，據《史記》記載，在漢武帝元鼎六年：
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305]
這一記載表明，令居當時正處於漢朝西北邊防的第一線前沿上。
瞭解到這一地理背景，就會很容易理解，“始築令居以西”與“初置酒泉郡”，應是緊密聯爲一體的兩件事情，“築令居以西”，目的就是保護在“令居以西”新設立的酒泉郡。相應地，則可以推斷，在由令居一帶向西北進一步開拓邊疆之前，西漢朝廷在令居附近地區的北方邊界線上，應當已經築有防護匈奴內侵的長城，所以修築酒泉一帶的長城時，才會始自令居。這樣看來，謂秦人在令居以東築有長城，目前還缺乏可信的依據。
最後需要說明，雖然西漢在黃河西岸，環繞黃河河道外側，或許設置有與長城功能相似的防禦設施，但即使如此，也不能由此推定秦朝的西北軍事防線，便會與之完全相同。這主要是因爲漢武帝的對匈奴作戰方略，與秦始皇已明顯不同，而不是非如此便無法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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