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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沒有做出充分的論述，以合理地解說相關各項問題[282]，因此，此說甫一提出，即遭到學術界的質疑[283]。形成這種局面，除了鮑氏對於具體問題的闡釋存在明顯欠缺和疏誤之外，還與他對陰山和陽山上兩個高闕關係的解釋不夠圓滿有關。
鮑桐以爲，由於高闕是“即狀表目”而得名，所以“地形地貌相同的山口，取相同之名，乃屬常理中事”。其實，地名取名避忌重復，是自古及今都要遵守的原則，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間隔一定距離之後，雖然會出現取用相同地名的情況，但是在陰山高闕與陽山高闕這樣近的距離內，一般還是要盡可能避免使用相同的地名，以防引起混淆，造成錯亂。
其實，要想合理地解釋和說明這一問題，首先需要瞭解中國古代關隘位置改遷推移的一項重要規律。關隘的設置，是爲防護某一特定區域，因此，往往設置在這一設防區域邊緣地帶某一比較險峻的谷道上，而這一谷道的險峻程度，則常常與其附近區域的開發程度密切相關，即開發程度愈低，天然植被愈繁茂，人迹愈稀少，谷道愈爲險峻。顯而易見，隨著地區開發的深入，其險峻程度必將逐漸降低，即所設防區域的邊緣，會逐漸向外側擴展。爲使關隘繼續保持有險可依，有效發揮防護作用，便不得不隨著所防護區域邊緣的拓展，向其外側更險峻的未開發地帶推移。
如隋唐臨渝關，又名榆關，原本位於今河北撫寧東側之榆關鎮處，當時關口附近，尚且“林埌岑翳”[284]，足以依恃爲險阻。至明代初年，由於附近地區開發日漸深入，致使“土地曠衍，無險可據”，始由徐達將其北遷至今山海關處，並改用現行關名[285]。
還有一種情況,是關址雖然遷移，關名卻並不改換。如戰國秦漢時期著名的函谷關，最初設在今河南靈寶北側的弘農河畔，漢武帝元鼎三年，東遷至約三百里外的河南新安，而依舊沿用原來的關名[286]。
明白關隘位置具有這樣的推移規律，就很容易理解陰山高闕與陽山高闕的關係。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初以及蒙恬北出陰山之前，秦朝在黃河北岸，是沿用趙國在陰山上修築的長城爲邊防線，因而，陰山中的高闕，便成爲這一邊界線上的著名隘口。蒙恬北出陰山北假中，據有河套地區之後，秦朝疆域，向外有較大拓展，實際上是人爲外延了陰山長城與高闕所需防護的地域。於是，蒙恬便佔領陽山，壘砌長城，設置新的防線；陰山南麓的舊趙國長城，隨之成爲內地，陰山中的高闕，便失去了邊防隘口的作用，自然需要向外側新建的邊防線上推移。這樣，陽山山間與陰山高闕形勢相若的隘口，便得以取而代之。——這個隘口，就是《水經注》記載的陽山高闕。
通過中國古代關隘位置移徙的一般規律，推斷高闕這一關口由“陰山高闕”向“陽山高闕”遷移變化的合理性，便足以進一步確認陽山高闕的存在；而陽山高闕存在的真實性，反過來又可以證實，陽山長城確應始建于蒙恬之手，它是秦廷爲據有河套地區，向外拓展疆界的産物。
關於這道陽山長城，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論述。
一是陽山的名稱問題。前面第三節曾經談到，譚其驤認爲，古人所謂陰山，有一廣義的用法，乃是“舉河套北大漠南諸山通謂之陰山”。陽山正位於“河套北大漠南”地帶，依譚氏所說，此陽山應當即是其所云廣義陰山之一部分。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因爲譚其驤論述這一問題，所舉論據，僅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一條例證，按照前文的論述，此陰山乃是今烏拉前山－大青山山系，與今狼山－烏拉後山山系了無關係。所以，《史記·蒙恬列傳》謂蒙恬“渡河據陽山”，就是指據守此陽山長城防線。
前人論趙武靈王長城與高闕，往往如同譚其驤氏一樣，誤把這一陽山認作“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的陰山，從而無法正確解釋趙武靈王長城的走向。爲牽合彌縫這一誤解與《水經注》記述的趙長城位置以及考古所見長城遺迹的矛盾，便提出趙武靈王分別在今烏拉前山－大青山和狼山－烏拉後山先後建有兩道長城的錯誤說法[287]；另外還有人提出，趙武靈王長城是由今狼山上的高闕，沿北河北側和西北側，向東延伸至今烏拉前山西南端，再沿烏拉前山－大青山東行[288]，這同樣嚴重背離歷史事實。
二是《中國歷史地圖集》等據考古遺迹所繪製的陽山長城，僅止於河套地區西側，沒有再向南延伸。這道長城西南端的終止地點，東至黃河河道還有很長一段距離。這樣，在長城與黃河之間，便留下很大空隙，不能形成完整的閉合防線。似乎正是因爲考慮到這一點，《中國歷史地圖集》等所繪製的秦朝邊界線，便在黃河西岸，從陽山長城的終點，順勢向南延伸，循賀蘭山山脈，西南與黃河河岸相連[289]。史念海好像也是受這一點影響，推斷秦廷在這一段邊界線上，曾經築有長城[290]。
其實，在陽山長城的西南端點與黃河河道之間，正分佈著烏蘭布和沙漠。《淮南子·人間訓》，稱秦始皇“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撃（繫）遼水，東結朝鮮”[29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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