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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文物》1977年第5期，頁16～17。李逸友《中國北方長城考述》，刊《內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頁1～51。
[268]《漢書》卷四九《晁錯傳》，頁2281。
[269]唐曉峰《山地對於匈奴的重要意義》，刊北京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編《侯仁之師九十壽辰紀念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頁187～198。
[270]《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頁3803。
[271]《水經·河水注》，據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頁4b。
[272]史念海《酈道元與其<水經注>中所記的高闕》，原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2輯，署名“蘇滄洲”，此據《河山集》七集，頁370～375。
[273]《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列傳》，頁2949。
[274]《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頁2887～2890。
[275]《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頁2904，页2906等。
[276]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之《二年律令·秩律》，釋文注釋，頁193～200。參見周振鶴《<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刊《學術月刊》2003第1期，頁45～49。
[277]《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頁1619～1620。簡文“南輿”，《漢書·地理志》本作“南興”。張家山漢簡整理者以爲《漢書·地理志》之“興”字爲“輿”字之訛，應當就是簡文中的“南輿”。按《水經·河水注》（《永樂大典》本卷一，頁54）北輿縣故城下引《漢書·地理志》作“南輿”，清儒多據之訂正今本《漢志》（如汪遠孫《漢書地理志校本》即是如此。清道光戊申汪氏振綺堂原刊本，頁10a），今張家山漢簡的出土，實爲此說增添一有力佐證，故漢簡整理者所說可從。
[278]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西漢并州朔方刺史部圖》，頁17～18。
[279]《史記》卷一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頁2923。
[280]《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頁2906。
[281]《漢書》卷六《武帝紀》，頁171。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在“朔方”與“高闕”之間，用頓號點斷，乃是因不明高闕隸屬于朔方郡而致誤。
[282]鮑桐《高闕地望新探》，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2輯，頁65～80。
[283]與鮑文在同一刊物上同時刊出的史念海《論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和何清谷《關於高闕位置的反思——兼答鮑桐同志》兩篇文章，就都不同意鮑氏的看法。
[284]《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一一七《忠義·賈循傳》，頁5533。
[285]《大明一統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卷五永平府關梁“榆關”並“山海關”條，頁96～97。又蔣一葵《長安客話》（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卷七《邊鎮雜記》“古榆關”條，頁146。別詳拙稿《論宋金以前東北與中原之間的交通》附一《臨渝關考辨》，收入拙著《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10～11。
[286]《漢書》卷六《武帝紀》，頁183。參見史念海《函谷關和新函谷關》，原刊《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此據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381～401。案關於漢武帝這次東移函谷關的原因，東漢應劭曾解釋說，是因爲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故請求武帝移關（說見《漢書·武帝紀》顔師古注引）。今論者多從應氏此說（如上列史念海文）。實際上武帝這次遷移函谷關，是對漢朝關中佈防方略的大調整，所做調整，不止函谷關一處。《漢書》卷四七《文三王傳·代孝王參傳》（頁3211）記云：“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爲阻。”顯而易見，函谷關的移徙，就應屬於這次“漢廣關”的舉措之一。漢武帝這一舉措，涉及到當時的重大社會變革問題而長期爲研究者所忽視，我將另行撰文，予以論說。清人何焯《義門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影印《四庫筆記小說叢書》本，卷一五，頁194）、近人楊樹達《漢書窺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一，頁57）等，都已經注意到並指出，應劭的說法實出於傳言，不可信從。
[287]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戰國趙、中山圖》，頁37～38。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上冊）（北京，地圖出版社，1979）之《秦統一圖》，頁23～24。楊寬《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299～300。史念海《西北地區諸長城的分佈及其歷史軍事地理》，見《河山集》七集，頁260～263，頁273～278。案據楊寬自傳《歷史激流中的動蕩和曲折》（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1993，頁303～311），《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先秦部分圖幅，系由楊 << 上一页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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