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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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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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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长官则分别是中大夫令、郎中令、谒者令和太子的家吏(如后来的太子率更令之类)。这四类长官下的“宦皇帝者”类官职，还不限于上揭官名。
当然，“宦皇帝者”还可以用其它方法分类，例如“中从骑”可以为一类，其地位较高，“它内官”为另一类。或者用“知名”与否来分类。汉惠帝只对“宦皇帝”中的“知名者”给予“颂系”的特权，其它的“宦皇帝者”没份儿；秦简《法律答问》把“宦及知于王”者称为“显大夫”、地位同于六百石吏。想来“知名”不仅仅是君主知其姓名而已，一定也有相应的认定程序；否则随便什么人不留神被君主知道了姓甚名谁，就陡然发迹、摇身一变为比六百石吏的“显大夫”，听上去也不怎么合理吧[38]。
但无论如何，这些人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官员系统，他们侍从皇帝，构成一支武装力量，经常被派遣承担各种随机事务[39]，并且是行政官员的重要来源。他们和用禄秩标志身份的“吏”是两大群人。贾谊《新书·等齐》：“诸侯王所在之宫卫，织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宫法论之。郎中、谒者受谒取告，以宦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这里提到的三种“法”，第一种大概是针对于卫士[40]；第二种“宦皇帝之法”，就是针对上述诸官的[41]；第三种“事皇帝之法”，则针对于“吏”。对“宦皇帝”者还存在着专门的管理办法，可见这个侍从群体之重要。
通过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有关内容的解析，“吏”和“宦皇帝者”这两大群体，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其实直到后来，依然能看到早期制度的雪泥鸿爪。比如《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郎从官、中都官吏食禄都内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备损而为节。”依然是“郎从官”和“中都官吏”两分并列。东汉的邓禹家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42]家族中有多少人曾经“宦皇帝”、当过大夫、郎、谒者，也是门第显赫的重要标志。这个侍臣系统的特殊地位，可见一斑。至于在选官上郎署更是举足轻重。汉处初时就已是“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43]了，东汉的三署郎官和公府掾属两大仕途，构成了汉帝国的政治特色。
汉代政治中存在着一个以“宦皇帝者”为称的官员群体，在汉初他们尤其具有特殊地位，这显示了汉初政治体制依然带有诸多原始残迹，体现于近侍系统的特殊地位和非行政官员性质之上。近年有学者比照官称和职掌，来探讨先秦官制与秦汉官僚制度的渊源关系[44]。其实若从官吏系统和性质的变迁上还可以得到更多认识。例如对“宦皇帝”制度，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追溯到更古老的时候。甚至可把如下事实纳入考虑：秦汉间参战的政治势力中，郎中、谒者、舍人曾相当活跃。刘邦创业集团里曾有大量的客、中涓、舍人、卒之类称呼，这引起了西嶋定生的特殊关注。在此他所看到的，是这个集团的“家长的家内奴隶制”性质，并将之上升到“国家权力的核心结构形态”[45]。不管西嶋氏的“家长的家内奴隶制”的判断能否成立，这个视角确实提供了某种启发，并可以与“宦皇帝者”的特殊地位一并观察。
“宦”、“吏”有别一点，也能深化对秦汉禄秩的认识。近侍集团不属于“吏”、不以俸禄为等级标尺，君主以“宦皇帝之法”而不是“事皇帝之法”待之，这反过来显示了“禄秩”乃是“吏”的身份标志。“吏”是承担行政事务的职业文官。皇帝“以吏治天下”而“吏”以文法技能“事皇帝”，这构成了秦汉官僚政治的最大特色。秦汉禄秩以“若干石”的俸禄额度为级差，这个独特安排大异于前朝后代、极为显眼[46]，然而对其意义却没多少人予以深思。我曾以“从稍食到月俸”为主线和关节点，把汉代禄秩的起源追溯到了周代针对于“吏”的“稍食”那里去，从而把周代“爵禄”到汉代“吏禄”两大时代的官阶变迁轨迹勾画出来了。在这个从“品位分等”到“职位分等”的历史性变迁中，“禄秩”的扩张对应着“吏”这个群体的扩张[47]。现在我们又看到，最初“宦皇帝者”是无秩的，但后来他们逐渐“比”于禄秩，最终使“比秩”变成了禄秩的一部分，这明明是禄秩不断扩张的表征之一，也是更多官员被朝廷以“吏”之形象定性定位的表征之一。这些“宦皇帝”的“宦者”逐渐由“私”而“公”、淡化了君主私侍身份，拥有了禄秩等级而向“吏”靠近，并把“宦者”一称留给了阉人[48]，从而留下了官僚政治进化的历史轨迹。
注释：
[1]裘锡圭：《说“宦皇帝”》，《文史》第6辑，1979年；又《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2]《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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