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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与儒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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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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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文化学院也早已发展成为大东文化大学，今天仍然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然而历史的明镜高悬，只有敢于正视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才能开创美好未来。
三、儒学与军国主义的理论联系
日本军国主义虽然在思想上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思想领域的渗透、管制和占领。（34）其攻势之强、威力之大，使得当时日本思想界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以至销声匿迹。近代日本儒学界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近代日本儒学家或儒学研究者中的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鼓吹、赞同或默认过当时的思想潮流。下面我们以高田真治为例来解剖一下当时儒学家的思想实况。
高田真治（1893-1975）被公认为是一方面站在"国家主义立场的忠实的理想主义者"，同时是"从儒教主义立场出发的积极的王道思想鼓吹者"。（35）正因为如此，1948年1月作为"教职不适者"被东京大学放逐，免去了其教授职称。（36）他191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专修中国哲学。1928年成为该校副教授，6年之后升为教授。1936年11月起兼任斯文会编辑部这一要职至二战结束，同时是军国主义思想集团"原理日本社"的重要成员。1939年1月被请去给天皇进讲汉书。主要著作有《支那哲学概说》（春秋社，1938年）、《儒教之精神》（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37年）、《日本儒学史》（地人书馆，1941年），论文集有《东洋思潮之研究》等，译注过《诗经》、《易经》。高田真治对中国先秦儒学思想特别是天命论有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他把自己的《儒教之精神》一书称为《新大学衍义》，直追朱子的《大学章句》及其再传弟子真德秀（1178-1235年）的《大学衍义》。其"新"在何处呢？并不是在学理上有什么新发展，他关心的是在当时世界局势特别是东亚新形势下，"背负东洋黎明的现代日本人必须保持其不辱该使命的真精神。那么醇化皇道的儒教之精神是什么？辅翼皇化的王道之真意义何处可求？"他强调"了解拯救支那、增光日本之道就存在于支那本身之历史中，这正如（"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却从庭前梅花见到春光一样。"（37）他讲儒教的精神、王道的真义也不外乎修己治人、政治与道德之一环不离、大义名分、忠孝一体等；讲日本儒学的特征时倒是对其"浓厚的国家色彩"、"显著的国家倾向"（38）直言不讳。这些东西在理论上均无特色和创造。高田真治对当时思想界的"贡献"就在于他不遗余力地将儒学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结合起来，把儒学作为一种工具，并且将军国主义的"霸道"美化为"王道"。这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一篇名文《大东亚战争与斯文》（39）中。
首先来看他的历史观。他说:"审视兴亡盛衰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可以看出所至之处无不由一道的理念贯穿其中。"此"道的理念"他称为"政治原理"、"政治理念"或"治道"。他认为周公之治和孔子之教实乃东洋治道的大本。但可悲的是周孔的理想在其故国时断时续，未能得以真正实现，以致孔子有浮海之叹。作为东洋治道的根源的周孔之道其思想相反却在日本的国体中得到真正的体现，而且万世一系，连绵不绝。因此只有教育敕语中所说的作为皇祖皇宗之遗训的"斯道"才是"通贯东洋思想的根干，其纯粹与精美在我皇道中显现出来。"其皇道国体之所以能万世一系保持其"悠远性、不灭性、绝对性"以及"崇高性和纯粹性"，"不可不相信神意或天命"。"神助天佑与正义勇敢者同在"。而在皇国日本奉神意推进大东亚建设之际，他呼吁"大陆四亿之众，亦当觉天命之所在，加入以皇国为盟主的东亚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并且威吓说:"顺天者荣，逆天者亡，乃古今之定理"。他感叹道，"如果周公孔子能生于现今圣天子之治下，一定会充满感激，一定会因其理想能实现于眼前而充满惊喜"。如果把侵略当成正义，把野蛮当成勇敢，这样实现的会是什么样的思想？得到的又是何种神助天佑？多么荒谬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下来看满洲国建国，自然是"东洋本来的道德政治的还元"，是"王道的复兴"，是"日本对前清末路的恤怜"。而"培育标榜王道立国的满洲国，是日本必然的责任"。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圣代烈绩"不仅可以告慰"明治天皇的遗志"，也是"王道归一于皇道而不相离"的一种象征。 再来看他的文化观。他一直主张"通过东西文化交涉融会必然会产生一种世界性的综合的最高的新文化。从历史的地理的方面观察，此新文化的创造非日本人莫属。但其实现是在几十年或几百年之后则无法预想。然其实现的机运竟如此迅速地就展现在吾人眼前。这的确是我们作梦都没有想到的。此非人力，实乃天意。"他断言"必须以贯穿皇国精神的斯道为中心创造新的世界性的综合的最高文化。这就是大东亚战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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