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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自治：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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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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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规定，保甲长由“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者，报官点充。”保正甲长牌头，向例由各地域范围内之居民，公举德才识兼备及家道富有者，呈地方官任之。事实上，清代的保正甲长牌头及更高一级的“团总”均为当地人士。清《刑部条例》规定，保正甲长牌头选正直老练之人任之，若豪横之徒，藉不正名义贪利者，当该长官，严为取缔，并饬其退职从严处罚。
第二，地方之意通过公举执事人员和乡老议事来体现。
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下，官员一般都是由朝廷任命，他们的升降都操纵在皇帝或其上级手中。而乡里组织的领袖都“直接从乡里百姓中选任，按职责分类规定选任标准。” 清《户部则例》规定，牌长、甲长和保正“限年更代，以均劳逸。” 其中，牌长甲长三年更代，保长一年更代，其产生的方式是选举和推荐，但却必须报县级政府备案。
第三，保甲制的职能具有地域性。
保甲制度的管理职能是“什伍其民，条分缕析，令皆归于约会长，凡讼狱、师徒、户口、田数、徭役，一皆缘此而起。” 其中，维护社会治安，各代保甲均以维护地方统治秩序、严密防范和镇压民众反抗即“弭盗安民”为首要。催办钱粮赋税，清代征收赋税，强调自封投柜和官收官解的原则，但乡里组织仍负有协征的义务和追索滞纳者的权责。1908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这些公益事业主要是本地之学务、卫生、道路工程、农工商事务、慈善、公共营业等地方社会福利事业。
二、宗族组织：乡村自治的基础
清末的保甲制度是与宗族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宗族组织是国家实施乡村自治的基础。
费正清认为：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 孙中山也指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 正因为这样，封建国家对于宗族组织的合法性是承认的，并力图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上的作用。事实上，宗族制度正是清代乡村自治制度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保甲制度与宗族制度息息相关，互为依存。
第一，保甲制度最小也是最直接的构成单位是家庭，宗族组织是保甲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
保甲组织是以一定地域为联系的户的组合。由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自然村大都是宗亲的生活聚集地，保甲的“户”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定居人户的保、甲两级编制通常与自然村聚落或地理区划相结合。 如果从职能方面来看，宗族组织与保甲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定、教化族人、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许多宗族的族规的基本内容就是：宣传敦人伦、崇孝悌，以正纲常；“安分睦族”；无犯国法；完粮纳税。这些族规具有封建法律的强制性。所谓，王者以一人治天下，则有纪纲，君子以一身教家人，则有家训。
但是，保甲组织不能等同于宗族组织。乡村自治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族自治。村是以地域为基础的，而保甲则在在一定区划内的户为基础的。杜赞奇根据对华北农村的研究得的结论也证明了这一观点，保甲或里甲的划分与设想中的十进位制并不完全符合，而且到了清末，“牌”、“十家”等划分渐渐以宗族为基础。具体表现为：一牌不一定非得10户组成；牌中往往包括居住并不相邻但却同属一族的人家。
第二，保甲组织领袖与宗族组织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
宗族制是按家长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族长被视为宗子，为一族之尊。为“子姓视效所关，宗族家务所系”，掌管全族事务，对不守家法、违悖教训者，随其轻重处罚。一般农村，大多数系属集族而居，其族长不特具全村之行政权，凡涉于民间诉讼安件及族中私事，亦有处决之权。 族权在明代后期业已形成，至清则更进一步强化，终于与封建政权配合，起着基层政权的作用。族权是由族长、房长、祠堂、族田（义田）、族谱联结而成。族长、房长则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 族长一般由族中行辈最高而又年长有“德行”者为之。“由全族择廉能公正、人望素孚者，公举充任。”“族中殷实廉能者任之”。“以族中有科名者掌之。”“族中各房立房长，管理本房事务，由族长、族正择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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