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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quot;中国quot;概念之演变及其地缘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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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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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网络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融合作用，从而为国家的再次政治统一提供经济条件。
中国连续统一的文明特征，在地缘结构上与色彩斑斓的欧洲“百家衣”迥然不同。古希腊，由于“连绵不绝的山脉”，“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古希腊文明，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城邦”为社会基础的文明。相对地，古罗马是一个环地中海的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虽有“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说法，但罗马帝国的公路网，也仅限意大利靴形半岛。罗马帝国的交通体系，以半岛为核心通过水路与四方连接，但内海港口则是点状的分布。所以，“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决定”，因而不可避免地“隐藏在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难以长久维系大一统的格局，难以避免内部结构的分裂。
事实如此，罗马帝国与汉朝帝国，在疆域面积、对疆域进行统治的行省制度以及帝国崩溃的原因等方面，有着若干的相似之处。但由于罗马的点状分布地缘结构缺乏汉朝帝国线状网络分布地缘结构所固有的坚韧的维系力，所以在外部北方蛮族的压力下，帝国一旦发生分裂，就难以复原其大一统的格局。以至于在帝国崩溃之后，尽管曾出现过法兰克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但帝国的结构已被打破，帝国的重心已游离开以罗马为核心的意大利半岛，并且在疆域上也不能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更有甚者，其寿命也是非常短暂的。可见，历史发展的机遇一旦过去，关于“统一欧洲”国家的种种说法，就只不过成了一些雄心勃勃政治家的梦想而已。
相反，与罗马帝国大约同期的汉朝帝国崩溃后，唐朝不仅复原了汉朝帝国版图，而且扩展了疆界。因此，我们说，中国连续与统一文明特征的历史根源，除了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基因之外，对中国独特的网络化地缘结构也不能忽略。正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基因与网络化地缘结构相密切联系，构成了中国独特的传统的生存方式。这种独特的传统生存方式，成为维系中国大一统格局的历史根基。正如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费正清教授曾指出的：“中国疆域广袤，景况富于变化，可是这个次大陆始终保持着一统的政治单元，而欧洲却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的这种一统政治单元，是由远比欧洲更为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所维系的，而那种生活方式历史悠久，连绵不断，为我们所望尘莫及。” （二）中国之核心枢纽
黄河中下游及中原地区，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明核心区域。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只限于由核心区域向四方辐射的运动，而更重要的是由四方文明向核心区凝聚的运动。中国文明的这种以向心凝聚为主流，外向辐射运动与内向凝聚运动相统一的互动过程，既是中国连续统一历史过程的文化特质，也对中国地理之核心枢纽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历史影响。因此，中国古代帝王，都把选择国都，寻求疆土的中心点，掌握国家核心枢纽，看作是有效地控制天下的关键。历史上，能够成功地维持国家统一的择都模式大致有：
“同心圆”模式。由于受“天圆地方”地理观念的影响，古人最初把都城作为国家疆土的中心。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其活动中心区域是洛阳地域。洛阳北依邙山、黄河，南望洛、伊两河，西据秦岭、潼关之险，东靠虎牢、黑石之固，自古为中原逐鹿之地。传说夏禹按“五服之说”探寻统治疆域的中心位置，曾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商灭夏后，“汤都西毫”，洛阳为都邑。
“偏心圆”模式。秦崛起于西北，统一关东六国后，无法保持这种地理均势，于是乎修筑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形成一个扇形交通网，以保持咸阳的国家中心地位。“偏心圆”模式是“同心圆”模式的变型。
“哑铃”模式。西周兴于渭水之北，定都镐京（长安附近）后，为了控制东方发达地区，将象征王权的“九鼎”迁至洛阳，以洛邑为东都。中国历史上，国家中心呈现“哑铃”之势的，往往是崛起于西北、东北之地的统治集团，他们为了控制较为发达的东部、中原地区而采取这种战略举措。“哑铃”模式是“同心圆”模式的复制。
“枢纽”模式。北宋时，国家的中心东移，于是择“四达之会”开封为国都。开封当时是漕运四河（即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的交汇点。元、清两朝崛起于长城以北，入主中原后，都选择了既不远离发祥地，又能通达中原的燕京为首都。因为对北方的民族来说，北京是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其外有四条交通要道的四大关口（即居庸关、松亭关、山海关、古北口），其内有通往中原的战略要道，尤其是控制南方乃至当时整个中国最重要的交通抠纽。
“外御”型模式。关中八百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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