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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传统与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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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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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长的，可是敝系一些开"史学概论"一类课程的中青年同事现在却极重诠释，鼓励学生多提"新观点"，而并不注重史料，更不强调资料的原始性。个人曾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不过确如螳臂挡车，全无效果，徒显不自量力而已(部分原因是敝系管理教学者是我的大学同学，通常以笑而远之的方式"处理"拙见，但主要还是"大势所趋"的学术语境所致)。
其结果，敝系学生许多并不会做"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尽可能真实地揭示历史这一客观的实在"这样一种"形式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他们会做并愿做的恰是将纪霖兄提倡的"对历史的主观释读"发挥到最大限度的观点论文(最近东北方面正编辑全国各"史学文科保护基地"的本科学生毕业论文集，读者一看便知今日川大及其他学校历史系学生所长何在)。且这一倾向并不仅限于本科生，许多研究生也走在大致相近的方向上；这也不仅限于敝系，某次我的一位学生在讨论班上陈述其按照我"依据史料把事情讲清楚"的原则所写的论文，应邀出席的邻近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均指出该文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讲出多少历史"意义"，层次欠高。这里所说的"意义"当然偏向于"对历史的主观释读"，可知追求这一取向者实不少见。
纪霖兄将其所见"对历史的主观释读被挤压到最低的限度"的当前现象归咎于"乾嘉传统"(他本人主张"惟有史家的个人解读、主观阐释，才能激活"死去的史料,"让它们说话，构成一部活生生的史诗")，提示了一种历史地思考现存问题的取径。以乾嘉朴学为表征的清代汉学正是在反抗理学专重"义理"的倾向中树立起自己的学术正统地位的，到了道光咸丰时期，复因拙于"义理"而走向衰落。乾嘉大师戴震(及后来的焦循、阮元)虽有建立理论的努力，其理论却终因汉宋学术认同的问题与其时代的主流学术脱节。且真要以"义理"为学术评判标准，则戴震等仍远不如宋人。王国维指出，戴震、阮元的学说虽然是"我国最近哲学上唯一有兴味之事"，其学说之"幽玄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3所谓"幽玄高妙"，即"宋学"所长的"义理"，也就是"汉学"家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道咸以降兴起的今文经学、诸子学、佛学、理学、以至西学，都有一个清代汉学不具备的共同特点，就是讲究"义理"。故道咸以降的学问大家(即使是宗"汉学"者)都特别重视义理。章太炎早年便主张"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不能不讲求小学；但更"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他批评清儒治诸子"惟有训诂，未有明其义理者"。蒙文通也认为清儒"以治经之法治诸子"，实不高明，远不如中唐以后之"异儒"以"从事诸子之法"研读六经，反能见经中的义理。他们虽然各受古文经学或今文经学的不同熏染，却不约而同地一致认为义理的重要还在乾嘉学者最看重的语言文字之上。这正是关键所在，既然义理为重，以文字训诂见道的"汉学"就不得不逐渐从中央退居边缘了。4
讲究义理的倾向对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的影响甚大，当时人多欲寻求对历史的规律性解释。1903年，日人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不知为什么突然在中国出版了至少六种译本，足见其对当时中国史学界影响之大。《游学译编》杂志在1903年第4期介绍该书的广告中说:"吾国旧学界思想，视历史为传古信今之述作，而不知为现在社会生活之原因；研究历史者，亦不过出于钩稽事实、发明体例二途，而不知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针膏肓而起废疾，必在于兹。"5今日治史能"钩稽事实"进而"发明体例"者，恐已非寻常之辈，但时人所要求的却是"考求民族进化之原则"，清晰地凸显出当年"新史学"追求的境界。惟那样的"原则"究竟如何，实相对空阔而有较多发挥的余地，到今日也还很难说得清楚。
20世纪初的"新史学"从一开始即以追求历史规律为目标，这对整个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虽或隐或显但其实相当深入的影响。就是许多向被视为最重实证的民国考据史学大家如王国维、陈寅恪等，其实也处在"务为前人所不为"的道咸以降"新学"风气笼罩之下，贬斥乾嘉而推崇宋学，更希望创立注重义理的"新宋学"。6不过，叶德辉已指出:学风的转变"由实入虚易，由虚入实难"。7王、陈等人是"由实入虚"，故能兼具汉宋两学之长。但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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