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乾嘉传统与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 |
 |
时间：2009-7-24 13:57:29 来源：不详
|
|
|
一股主流又回复到寻求历史规律的路径之上，真正较大规模而严肃认真地借鉴各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台湾是从60年代后期开始，而大陆则晚到80年代了。所以纪霖兄眼中大陆的史学仍缺乏"史学之外的跨学科知识滋养"，但台北的杜正胜先生则认为近年史学界对社会科学的依赖或器重已较前减弱得多是史学界的"成熟"。12
在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前，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大致先后以所谓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为主要特征，两者都对历史研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对80年代的大陆史学影响尤其明显。但一般中国史家在运用结构和功能来考察历史时并未注意到这两种取向在根本上带有"反历史"的倾向。虽然不少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曾大量运用历史材料，但对他们来说，要认识和了解一个社会或族群，重要的是明白该社会的结构及其作用，或该社会各部门的功能及其运作。历史可以提供材料，但似乎也仅此而已；时间的意义在结构与功能取向中本不那么重要(当然是相对而言)，而史家所注重的随时间而变化的人与事的意义对他们来说似乎也视其与结构或功能的关系之紧密程度而定。
不过，重视结构特别是有机结构意味着特定文化或社会中每一部分都是该整体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从逻辑上已预示了要关注社会或文化中每一因素，过去被忽视的文化和社会面相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就成为自然的发展了。在近二十年的西方，过去较少得到注意的社群今日已成史学的新宠。而在趋新的近代中国，新史学一开始即已有面向基层和大众的倾向，20世纪初年的学人早就在提倡"民史"和"群史"。虽然当时的提倡者皆有强烈的政治关怀，他们似乎正是要写后人所谓"没有政治的历史"。如果可以套用晚清"西学源出中国说"的老调，中国趋新史家注重下层似乎比西方的"下层史"(history from below)还要早得多。
其实西方的"下层史"渊源甚早，中国人当初的"民史"和"群史"观念即是受西方"文明史"派的影响。认为既存史书所论乃"君史"而非"民史"，本是欧洲史家批评其本国史著的观念(如影响中国人较多的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不久传到日本，福泽谕吉等也曾援例转以攻击日本自己的史书。中国人开始有与此近似的观念约在19世纪的最后两三年，但突然大量表述此类观念则在20世纪开初的几年，其思想资源部分得自斯宾塞(严复的译文及引申)，更多则是从日人处转手西人的观念。但与日本人一样，中国读书人得此观念后所攻击的对象已不再是欧洲或日本的旧史，而是中国的传统史书。
如果说提倡民史反对君史已成一百年前跨越欧亚两大洲的一种史学趋势，则中国学者当时尚颇能"预流"于国际学术界。但近代中国多破而少立的倾向在史学上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许多趋新的中国学者往往摭拾西人攻击彼国传统的言论，几乎原封不动地转用于中国。这样的盲目套用，有时不免出现无的放矢的现象。换言之，英国文明史派所针对的本是他们眼中英国既存史著的不足，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中国人对此前的中西史学是否那么一致，或在哪些方面一致，却并未进行认真的思索，更乏具体的研究，这是导致真正侧重"民史"的研究长期未能落到实处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初的中国学人虽然竞相提倡"民史"而反对"君史"，但其内心似并未出现真正沿此方向的转变。观早年所出各史书中，夏曾佑所著《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最不讲民史(但多言社会进化)，恰最受各方赞赏；而那些真尝试写"民史"者虽然销售不错(如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却少得著名学人称赞。13可知精英学人在意识层面虽认识到撰写"民史"的必要，但主要是侧重于学术之外的宣传，其真正欣赏的还是相对传统的学术标准，史书的内容是否真以"民史"为主实际是放在第二位(甚至更后)的。
此后相当时期的中国史学仍以政治史(逐渐包括经济史)见长，特别是后来兴起的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并未以"民史"为核心，即使在讨论备受重视的农民战争时，也不过较多涉及经济层面而已。这种状况到1949年后有较大转变，但仍偏于理论的主张(并屡有争议)，并可见明显的意识形态干预的痕迹，即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不断提出写类似于"民史"者，而史家却尽量设法"抵制"(这最可见真"民史"其实不为实际从事研究的史家所重视)。
结果，除了30年代商务印书馆那套差强人意的"中国文化史丛书"13中的一部分，像陈黻宸在其《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约1903年)提倡的"知民俗之原"和"证闾里之事"那样的"民史"，直到20世纪最后20年才受到真正较多的关注。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即使在近一二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