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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传统与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

时间:2009-7-24 13:57:29  来源:不详
然不无纪霖兄所说的"野心",而且可能真有点"反叛"的意念,但他主观上恐怕更多是在"探索"而不是"示范"某种新的研究方式。依我的陋见,杨著首要的新意在于将后现代主义提倡最力的空间概念引入我们中国通常为时间概念所"控制"的史学领域(若说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侯外庐年轻时便已注意),这在念群兄后来讨论其他题目的论文中也有明确体现。不论他这一努力是否成功(至少是部分成功的),这样一种新视角必然大大拓宽我们的史学视野,在此新眼光下不仅是史家"处理"史料的能力会增强,实际上会有大量过去视而不见的史料会"涌现"在史家眼前。17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偏见,许、吕二人的书评便几乎不提空间概念的引入,他们似乎更注重对"传统"或"正统"史学的"偏离"或"反叛"这一立场,而相对(仅仅是相对而已)忽视其具体怎样研究历史。   如果我们的史学界真的已有两个或多个"世界"的区分,似乎意味着学术界或学术本身的多元化,至少我个人认为是比较理想的状况,各种研究取向正不妨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并存竞争,18似不必太强调什么"偏离"或"反叛"(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传统"或"正统"究竟何指,也还有很大的讨论余地)。近代中国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可能就是建设应重于破坏,立言者似以自觉地不轻言任何与破坏相近的取径为好(必须指出的是,纪霖兄本意未必侧重破坏,他特别提出了融汇古今而开创新路的主张)。   本文前面也曾指出"现代"史学研究方式在中国的某些倾向性(或局限性,甚至可以明确说是弱点),但我并不主张因此就应该推翻或"颠覆"这样的方式(将来是否会与别的表述方式并行甚或被别的方式取代尚不可知)。具体到研究结果的表述方式之上,或也可遵循"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传统取向,提倡在现行的论文专著方式这一"法度"之中作适当的调整。比如一篇论文不一定要有"完整"的四步论,或延长文章的长度到足以容纳四步论式的程度等,都不是什么根本的或大幅度的"改革",无非要求治史者(当然也包括学术刊物的编辑)的观念稍作转变,即可不必逾越现行的表述方式而改善我们历史研究的品质。   纪霖兄等之所以主张"偏离"或"反叛",或因为他们带有较强的学术"忧患意识",颇类当年新文化运动群贤因感觉到传统强大的压力而反传统。其实,当年新文化人眼中传统的压力有明显的虚悬想象(imaginary)意味。胡适曾将文学革命总结为"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而国语运动则是由清季官方(学部)倡导并经民初教育部极力推动的,在文学革命口号提出时正处于"上下一致"的全盛时期(两者目标本来接近)。后来北京政府先后于1920年和1923年明令各小学和中学国文课本采用国语(胡适已注意及此),但更年轻的茅盾在1924年却看到一年来"反动派却令小学生读文言做文言"的现象。19他们那强烈的忧患意识显然与其虚悬想象的压力有关,而类似的心态今日又在纪霖兄等人那里得到"再生"。拙见以为,"乾嘉传统"的优劣及其是否足以因应今日的学术需求是一回事,说它决非90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就我看来连支流都算不上)恐怕不算过分。纪霖兄等似可以释怀了吧。 注释: 1.许纪霖:《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读书》1999年7期,以下引此文不再注出。 2.关于中国学术刊物限制论文字数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参见罗厚立《功夫在诗外?----学术刊物的社会定位与编辑的苦衷》,《读书》1999年8期。 3.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版,第75页。57.说详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汉学研究》15卷2期(1997年12月)。 4.转引自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收入其《爱国主义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5.参见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近代史研究》1998年1期。 6.《园书札·与戴宣翘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园全书》版,第20页。 7.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页。 8.章太炎:《与邓之诚论史书》,《制言》第51期,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943页。 9.章太炎复李续川书,引在厉鼎(火奎):《章太炎先生访问记》,《国风》(南京),8卷4期(1936年4月),第132页。 10.参见李弘祺:《泛论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意义》,收其《读史的乐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0-221页。 11.杜正胜:《史语所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迈向新学术之路: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研讨会,台北1998年10月22-24日,第19页。不过,在同一研讨会上,臧振华先生则提出"社会科学取向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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