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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传统与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的主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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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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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证基础就直接进入"义理"阶段的后辈学人，便很容易不自觉地走上游谈不根之路。
实证性的考据本身需要长久的基本功训练，要有渊博的知识积累和心细如发的观察力，实际做起来很不轻松。而"新宋学"所提倡的"幽玄高妙"标准却不那么明确清晰(许多看上去成体系的论说，其实际的高下真可以万里计)，故最为想象力丰富而基本功不足且创造欲甚强的少年所喜好。上焉者或如陈寅恪在1935年所见:"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8下焉者便如章太炎大约同时所说:因"史部繁富，躁人不及审观，而又耻其不知，故不惮所为妄论以摧破之。"9
太炎晚年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时已注意到过分强调义理造成了避实就虚的负面影响，其课程设置"以经为最多"，因为"诸子之学，在今日易滋流弊"，只能少讲；而对于民国新史家多较推崇的《史通》和《文史通义》，太炎感其"只以供人大言，而于历史知识书不具"，故史学仅选《通鉴纪事本末》为教材。10这两项抉择皆带有明显的由义理向实证回归的意味，但在学术风气形成之后，又处于听众决定立说者地位的民国趋新大势之下，像章氏这样的"旧人物"是无法独力回天的。直至今日，中国史学的长处与不足恐怕都仍然多在"幽玄高妙"一面。
对今日的学人来说，前述那些"新宋学"大家的学术不仅不"虚"，恐怕已"实"到难以企及的程度。纪霖兄便注意到，如今一般人对陈寅恪多见其史料熟悉和考据本领了得，即是明证(纪霖兄自己则强调陈的高明在于其对历史有"大识见")。研史者自然都知道提高史识要比积累史料更难，郭沫若等人当年大约自认有唯物史观这一有力武器可胜过陈，所以才提倡年轻人在史料方面赶超陈寅恪。这其实也是五六十年代培养的史学研究者一个共同的感受，即他们与老一代学者相比，自己的长处在"理论"(通常专指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而短处在史料的熟悉和掌握。
稍聪明的学者当然都知道扬长避短，所以那一代多数史学研究者基本是在发挥"理论"长处的方向上努力。"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观念的提出及相当时期内对此的争议(注意许多争议侧重的并非"是否"要以论带史，而是"怎样"以论带史)，都提示着重理论轻史料倾向的长期存在。此风至今犹存，不过所用的"理论"已不那么单一了(基本仍是西来的)。今日研究评论王国维、陈寅恪者固多，真正学习其治学方法的实少。所以"史学评论者"对陈等的学术定位如何并不重要，关键还是其治学方式是否能够传承并由后之学者"变而后大"。依我僻陋的观察，今日学人主动愿学陈的"史识"者诚众，而向陈的"史料"积累方面努力的甚少(当然，今人对"史识"的认知可能与陈寅恪的大不一样)。
针对当前全国学风的实际状况，我们的史学仍须发扬更老的前辈学者注重第一手资料(包括田野调查资料)的优良风气，特别注重培养青年学者能落实到实证的扎实学风。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和所谓思辨能力固然是理想的，但对史学来说，尤其是对初入这一领域的年轻学人来说，任何时候都只有站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尝试"由实入虚"不迟。在学术面向世界和与国际接轨越来越得到提倡之时，我们千万不要只看到西方学者善于分析的长处，应注意别人写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的时间通常比我们要长许多许多(每篇论文的字数也多得多)。
其实，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影响中国的西方史学本身就具有多歧性，当时西方史学在研究领域和应用方法上受到极大冲击，尤其是各相关社会科学方法在治史上的运用，这导致从狄而泰(Dilthey)、克罗齐到柯林伍德等人对史学自主性的强调，特别指出其与自然科学的不同。正是在这样一个西方史学自身处于转型和定位的关键时刻，具有多歧性的西方"史学方法"开始影响中国。11因此，对西方史学缺乏整体了解而又极欲获得新知的中国史家多依据其各人的观念和需要随意摘取西方不同派别的史学方法中大致可以接受的部分(其中又多先有日本人的选择、加工和再创造)，揉合入他们所熟悉的治学方法中，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史学风格和流派。 有意思的是，克罗齐和柯林伍德是近年中国学者引用较多的西方史家(最近又较少了)，但他们面对诸社会科学的冲击而强调史学的自主性这一点从当时到现在都甚少为国人所注意。从梁启超开始就注重史学对各社会科学的依靠(纪霖兄引用的吕思勉基本是重复梁的观念)，20世纪初年因为要写"民史"和"群史"(对应于政治、军事史)，社会学的影响又特别大。但至少从北伐后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开始，中国史学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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