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则妇女家庭手工业的收入对提高明清江南农村家庭的消费能力,其作用也切不可小视。明清江南即有“女工勤者,其家必兴;女工游惰,其家必落”之谚(12)。验之于地方文献,此说不妄。凌退庵辑《松陵文录》中载有一节妇朱氏的事例,妇系吴江同里董氏之妻,年仅二十二守寡,四十年后（乾隆五十四年）,靠其纺织收入,日用外“积钱四十万有奇”,终于完成了营葬以及扶养子女成家立业的艰辛使命,令人感叹。朱氏自述其积储的原委:日用四、五十钱,则岁日用约为一万五、六千钱,以制钱千文折一两计,正当上篇所估算的,一家最低生活消费总数十五、六两,所积储的一百四十两银子最后主要用作建房以及为其公婆、丈夫营葬之费(13)。叶梦珠也说到某寡妇刘氏,“外筹耕作,内课纺织”,“悉二十余年之心力”,不惟“瞻高堂,抚藐孤,冠笄婚嫁如典礼”，而且供其遗腹子周参两习举业，得为府曹（14）。陈确贤妻王氏，分家时仅得米六石（约租田六亩），“昼夜力作，以供其乏用。每冬春之月，则以布易米而食”，“上供父母酒馔，下养仆婢，外给吾读书，薪油笔纸之费”，“渐以丝布之余买田，积至数十余亩”，心力交瘁，年仅五十一岁病故（15）。据张履祥桐乡地区的估算，谓一妇“日成布可二匹（16）”，匹布价一钱左右，除去其棉纱成本，每日工银约在五、六分银左右。三百六十日不休息，即岁得银二十两左右，打个折扣，也在十四、五两上下，足抵十四、五亩田之租入，或七、八亩田自耕之入。家庭奴婢一般也参与纺织。陈确妻子率婢仆能如此经营家计，固属殚心竭力，“鞠躬尽瘁”，也间接说明由于家庭手工业的并举，明清江南农村的家庭消费能力比较以往或同时期全国其他地区确有明显的增长。

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带来了最低生活消费标准的提高，给该时期的消费经济注入了某种活力，至少有两种社会效益是比较明显的，应予重视。一是市场消费经济在空间上由中心城市向府县城、市镇伸展，显得比较活跃。中心城市的消费，在汉、唐、两宋就已经表现得相当繁荣，然而这是由政治性城市贵族及其附属人口麋集所造成的奢侈性消费，属于病态商品经济的畸形产物。无疑明清江南官僚贵族传统的奢侈消费方式仍然继续在滋长、蔓延，而且广泛辐射到一般庶民地主与富商大贾的消费习俗上，给江南的市场消费经济投下了阴影，容后再说。但也应该看到，明清江南的土地所有权已相对由集中趋向分散。拥有中等田产的庶民地主与一般性的缙绅地主占有较大比重，他们靠江南农副业的丰厚租田收入滋养，或城居， 或乡居（多数已趋向市镇居住），广泛地依赖于市场消费，成为促进地区性多层次市场消费活跃的重要因素。另外，无论是自经营的中小地主，还是自耕农或佃农，由于赋税、田租逐渐取货币形态，由于专业分工的发展与农副业的日益商品化，与市场经济的联系比较以往也都密切，例如邬行素一家必须靠出售蚕丝、果品、竹笋、鱼虾等农副产品才能从市场上再换得衣食百用之需。江南市镇消费经济的活跃，主要是依赖于这些阶层的频繁的经济活动。从这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品经济向城乡结合部推进的态势，恰好与这一时期江南区域经济的三级或四级市场网络的形成相一致。应该说，后者的发展，是源于该地区农副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产生的，是不同于政治性城市的又一种商品经济，可以看作为传统社会内部经济正常、健康发展的征兆，具有新的气息（17）。二是文化教育与文学艺术的消费支出在该地区有明显增长。明清江南通俗文艺（或民间文艺），包括戏曲、小说、泥塑、年画等的活跃，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是非常醒目的。这方面的消费借助社会、神会（庙会）、民间节庆以及市镇酒肆茶馆等各种渠道而有相当程度的普及，已经深入到乡镇各个角落，几为妇孺皆知。读书之风也相当盛行。正如上篇描述到的，一般在贫困线以上的家庭宁愿节衣缩食，总得让儿子入塾就馆读书，鼓励其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