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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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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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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感叹，说明这种新的消费主体的参与，尚难为传统观念所理解。消费主体的扩大，推动了某些消费品的大众化，从而为该类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刺激。最能反映这种消费变革的便是该类产品由于大众化而价格趋贱。例如制袍服的姑绒，明时每匹价值银百两，到康熙进已降至一、二十金，次者仅八、九分一尺，下者五、六分，“价日贱而绒亦日恶”，富贵人改以裘标榜；茶叶明时得二、三两一斤，到康熙时有二钱一斤的，“然色如旧而味无香气矣”；瓷器价格也拉开，崇祯时最上者三、五钱一只，丑者三、五分银即可买十只；烟叶刚进江南一两二、三钱一斤，康熙时已降至每斤不过一钱二、三分；水蜜桃露香园佳品刚出，每斤值银一钱，后“种日广而味日淡，质亦渐小”，每斤只卖四、五分……（58）。马克斯·韦伯在《世界经济通史》中说过：“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作用，只能出自一个来源，即广大群众的市场需求，这种需求只能通过需求的大众化，尤其是遵循生产上层阶级奢侈品的代用品的路线，而出现于一小部分奢侈品工业中。”（59）当然，马克斯·韦伯也并没有把这“决定性作用”看作是他近代（“合理资本主义”）理论的唯一内容，实际上他在其它地方还论及到更多比之更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的内容。但是，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上述某些消费品“价日贱而质日恶”现象的钥匙，告诉我们不要忽视这种新消费现象包涵的社会意义。但是，社会变革是一种综合性的总体变革，仅有一小小隙缝是不足以使旧社会的大厦倾覆的。在明清江南，首先是从农村中挤出的大量过剩人口往往被官僚贵族所吞噬，成为男优女婢，成为青楼娼妓，成为舆夫佣仆。江南大家畜奴之风盛行，以至被人称为“第二次农奴化”，即是一个例证。人口的价格低贱，一个婢女抵不上一斤人参，家养奴婢千人，在缙绅之家是负担得起的。这从另一个侧面又说明了官僚贵族在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庇护下十分强有力，中国古代不可能出现与传统政治壁垒相对抗的、具有“自由空气”的西欧式的城市，使人口流动群得到良好的、有利社会转变的归宿。城镇中的手工业太薄弱，无法容纳更多的流动人口，少量流入城市的农业人口更多地是被附庸于官僚贵族奢侈业的服务业所吸引。他们还受到奢侈消费的风气的侵染腐蚀，不能合理地支配其经济收入。我们从地方文献与碑刻中看到，踹工、染工的仅有收入往往被胡乱化在酒肆、赌场与戏馆中，缺乏必要的储蓄欲望（60）。有益于社会生产发展的，从质量竞争变为价格竞争的新消费经济没有能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在明清江南，实在谈不上有所谓“市民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对抗。“端倪”之谓，最多也只是一束微光透过小孔而穿入黑箱，沉重的传统黑箱仍然紧锁着，不容打开！ （1）顾炎武：《肇域志》江南9《松江府》。
（2）谢肇制：《五杂俎》卷4。
（3）唐甄：《潜书》下篇上《存言》。
（4）萨缪尔逊：《经济学》第五章。
（5）参阅上篇。
（6）可参阅本书第二编《农业经济结构及其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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