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消费总量归根结底要受制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所造成的物质财富总量。但生产力水平能提供的消费能力要在消费行为中得以实现，还得受制于其他因素。其中，传统的等级分配制度对消费模式的影响尤为突出。明清江南农村生产力水平能提供的消费能力，与实际在市场上表现出的消费水平，有相当的差距，消费行为模式在社会各个阶层表现得也极为迥异有别。

从实际情况看，佃农、自耕农家庭的消费具有浓厚的自给自足色彩，属于压缩性的节俭型消费。相当多数家庭大都满足于果腹粗衣，向市场购买小额消费品需斟酌再三，较好的状况也只能聊以“小康”自慰（19）。究其原因，除了自然因素（江南多被洪涝及台风之灾）带来的不稳定，影响经济生活之外，主要是官粮特重与私租苛刻两大因素，前者使业主（包括中小地主）难以施展手足，后者则压得佃户喘不过气来，故顾炎武曾有一奇想：“故既减税额，即当禁限私租，上田不得过八斗。如此则贫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20）。这恰好表明，消费不仅取决于生产，且要受到分配环节的制约。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可以起抑制消费，反过来阻抑生产发展的作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势头不就是这样地被压抑着难以“腾飞”吗？！

即使相当数量的中小地主也仍然摆脱不了节俭型的模式，往往要以半自给为主，必要时辅之以市场消费。邬行素、陈确例前已论及，再举晚年留居吴中的唐甄的自述为例：“唐子有治长经之田三十亩，谢庄之田十亩，佃入四十一石，下田也。赋十五，加耗、加斛及诸费又一也，为二十三石。大熟则余十八石，可为六口半年之用；半熟则尽税无余；岁凶则典物以纳。尝通七岁计之，赋一百五十四石，丰凶相半，佃之所获不足于赋，典物以益之者六斛，而典息不与焉。”（21）足见明清江南官粮之重，使一般小地主的生活也相当拮据。最后，唐甄不得不出让田地，改为经营丝绸贸易，处境才有所改善。当然，唐甄单纯靠坐收田租持家，这在江南不算是善筹家计的，困苦更在理中，若经营有方，则庶几可得“小康”。吴伟业曾说到太仓诸生王鉴明，精天文地理之学，明亡后遁入浙江天目山中，力田十余亩，“躬耕于野”，经营自养，自得其乐（22）。王鉴明作为明“遗民”“隐士”的生活方式固属特例，但是基本生活资料多依靠奴僮雇工以及家庭手工业自理，在江南的“寒土”之家，并不少见。这说明即使中小地主也仍然难脱自给自足的窠臼，无力全部依赖市场消费以维持自身的生活。此即通常所说的“小康”消费方式。

除以上两种消费模式外，明清江南也确实存在着另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豪奢型高消费模式，这在上篇中已详细讨论过，请读者自行参看。现在需要重点分析的是，这种高消费能力是怎样形成的，以及这种豪奢型高消费的性质与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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