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的可观收入。崇祯时严禁受贿纳贿，官场贿赂却愈禁愈烈。谈迁在《枣林杂俎》中提到当时士大夫的“荐贿”，即说“崇祯末士大夫苞苴辄千百金，苦于赍重，专用黄金美珠人参异币，时都门逻严，而经窦愈广”。史载周延儒依靠张溥等集资二十万巨款买通关节，得以再度入阁任相，上任途中即收受人参巨贿，“积若山阜”（40）。明末上等人参一斤价值达十六两白银。所贿人参堆积如山，堪称价值连城。地方官献媚行贿用尽心机到此等田地，亦可知官场用于此等消费（即上篇“美称”之所谓“发展性消费”），上下成风，朝野弥漫，已到了尽人皆知，几为公开的“秘密”。这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上篇所说的，用于科举官场的费用何以在消费结构中居有突出地位。清初广泛流传合肥龚鼎芝因小妾顾眉力阻其殉节，甘为“国贼”（降清）的笑话，所谓“我愿欲死，奈小妾不肯何（41）？”其实，“妻管严”的背后，正是对沉缅难舍的靡奢淫佚生活方式的眷恋，何必拿小女人作档箭牌，真是不耻于人类。与龚稍不同，吴伟业是因维持不了百口之家的巨大消费，为高消费的经济重负所迫，也不得不出仕清室，自叹“误尽平生是一官”，又不得不以“一官了婚嫁，可以谋归耕”（42）自嘲（伟业之苦，若不出仕，还有杀身之祸。生不逢时，死亡一关最难过。）然而，究竟是什么使其畏死而恋栈官场，“误尽平生”？据说吴上任 时，“多携姬妾以往”（43），如此迷恋于拥姬挟妾，挥霍无度，亦就不得不“入吾彀中”。复社成员吴昌时，明末在江南算得上是豪奢巨子，在嘉兴南湖据有鸳鸯楼，名闻迩遐。“洒尽船移曲榭西，满楼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装向柳堤。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44）虽有二十万巨额遗产，仍不足维持，于是勾结周延儒，“通厂卫，把持朝官”，终因“赃私巨万”而弃首东市（45）。豪奢型高消费的来源，除了广占田产、官场俸禄贿络两大支柱外，便是商贾长袖善舞。缙绅地主兼营商业高利贷不再少数，富商大贾更靠买卖亨通，加入到奢侈性高消费行列，容另文再论。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明清江南消费行为的两个极端：一头是处在贫困线上下，多数劳动者以及部分贫寒的士生消费严重不足；另一头是穷奢极欲，消费过限，造成了种种不正常、不合理、不道德的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病态。处于中间状态的“小康之家”的消费水平只是相对的稍为宽绰，实际也仅属自给或半自给性的低消费水准。该地区的消费模式，以消费主体区分，大致有贫困型、小康型、豪奢型三种；以消费方式分，又有自给型、市场型与自给、市场混合型三种。消费水平高低悬殊，仍保持着古代社会传统消费的鲜明等级性与强烈的政治色彩。
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只有与消费欲望的增长程度保持同一比例，生产方能经常增长。因此，消费不足的一个自然结果，便是生产不足，生产的增长缺乏强有力的刺激。诚如前面已经讨论到的，绝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的严重背离，社会经济的突破性发展就难以实现。咸廉·汤普逊说得好：“按照自然之理，对于生产的最强有力的刺激（也就是最大生产所必需的刺激），是使生产者在完全享用他们的劳动产品上获得保障。”（46）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观点。但生产者在占有劳动产品方面权益的多少，即社会分配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应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尺。欧洲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变，与许多人传统描述的不尽相合，其契机正在于对农民阶级的处境的某种改善，包括人身自由与赋税等封建负担的减轻，然后才有耕地的大拓植与农业经营的改革（47）。农民的被剥夺与小农阶级的消灭，则是将近一百年以后（工业革命后）的事。现在不少人只是记住了这一农业革命的最后结局（也不是欧洲所有国家都如此），却没有注意到农业突破性的发展正是近代化展开的一个基点，它是依赖于小农阶级积极性的“解放”才取得的（48）。按照明清江南农副业所取得的生产力水平，农业经营地主在经营方面取得的成就，如果松弛国家的田粮杂赋与高额私租两大绳索的捆绑，即使进行一定幅度地减轻也好，就象顾炎武所设想的，“贪者渐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贫矣”，江南完全有条件率先在农业领域出现突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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