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在位前后仅十七年，纷纷乱乱，没一年太平，三“国”（三种政权）、四“方”（朝野内外），各种人事交织在预设的亡国网络之中，铺陈出许多可悲可悯可歌可泣的故事，似乎历史成性要让当事者体悟这特殊的时世与人生。

士大夫阶层是这一时代特别受人关注的对象，形形色色，良莠不一。孙承宗、袁崇焕，一自殉于寇难，一屈死于反间冤案，多少显出了一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寅恪老钱柳因缘，也演绎过这段亡国前后士大夫的特殊命运。关于复社诸君子，特别是复社领袖张溥，以及钱谦益、吴伟业、陈子龙等人的甄品裁抑，尚特史家作深入的研究。我一向对复社的成员不纯和党同伐异作风，持批评的态度。关于张溥与周延儒的政治交易，于史有证，足见复社沾染的政治浊气很浓。早在张溥、钱谦益一类名流表现异常之前，临川汤显祖就感慨系之，对其友人说道：世上假人多，真人少，“大势真之得意处少，而假之得意时多”。他对东林并无特别好感，且时有微词，殊为难得。可惜史家多不注意。东林、复社原都是因不满朝政污浊起而抗争的，其中不乏正人君子。然而，为权力斗争所牵涉，终究不免沾染阴谋气。不少骛名逐利之徒更是奔走其门，以图发迹（象吴昌时之流）。这在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里，实势所难免。我以为张溥比较复杂，作为学者兼政治家，双重人格明显，而且也有靠心理“自我合理化”去化解人格紧张的迹象。与周延儒、温体仁一类政棍相比，他毕竟良知未尽泯灭。陈子龙在其《自撰年谱》中述及崇祯十三年（张溥临终前一年）谋解黄道周于难时说：“议及石斋（道周）之难，天如（张溥）将倾身家以图之，真有贾彪之风，予甚愧焉。”身处明中后期的特殊政治氛围下，在道与势，政治权术与道德高扬之间，他内心的紧张、焦虑相当激烈，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天如四十岁即中年夭折，不可谓无因。

依我看来，复社较之前辈，不能不说更趋下游。这并不全是因为张溥等人的人品比顾泾阳辈差许多。一个王朝越向末世走去，大多数人为末世心态所浸染，人性的扭曲就越发不可收拾。一面是假作真时假亦真，一面是真作假时真亦假，交相激荡，黑幕重重。迷溺于局中，就象萨特所称患了“剧场异化症”，能有几人自律自守？中国古代政治乃为人治，人治败坏成风，也就不可收拾。史家多称道张居正为一时之权相，事功卓著，其实政治的诡秘诈儇，大僚要员之假公贪赎，虽前有严嵩，不可谓始作俑者，然风气之坏，江陵实不能辞其咎。江陵过于迷信权力，火中取栗而尚扬扬自得。《明史》本传云：“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署南镇抚。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苍头游七入赀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七具衣冠报谒，列于士大夫，世以此益恶之。”江陵死后结局惨极，然朝局官场从事端发生时起就呈异状，愈趋恶劣。时人于慎行在给友朋的信中说道：“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后人读明末史事，不能不有坠入五里云雾之叹。交相弹劾，以扳倒对手为快；弹章或振振有词，或危言耸听。无不满口经典，一心为国。到此时已是真假莫辨，人心叵测。朋党向为中国专制政治之大忌，罗织此项常可致对手于死地，明末小人时常玩弄这种伎俩。实际上，中国古代官场出于营私攀援，同乡同年门生故吏的习惯纽带常被利用，虽是忽聚忽散，利益苟合，却也见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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