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最高的追求谓之“无执”，所谓物我两忘。但这是仰之弥高、不可企攀的境界，罕有人能涉及。明中后期，象李贽是激情型的，狂放而带血的刻薄，依然执着得有似疯子。汤显祖则处在现实自我与潜在自我的紧张之中，追求的“理想自我”只能隐显于梦境，故有“临川四梦”。中国大多数士大夫生存的本能是如此强固，难于抗拒。他们只是不断的设计自我,而不是超越自我。如能在现实自我与潜在自我之间保持一种张力，象吴梅村、陈子龙那样，已属姣姣者。明亡前后，这些人物的生存困境与内心矛盾，实在可以让写小说的发掘些许多题材。人的生存困境，表现为身体与心灵、现实与理想、必然与可能等一系列二元难题。“生存困境”命题的提出，是将这些二元难题作动力学的展开，从而揭示了生存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导引人文学科进入心理学领域，摆脱“一般”而突现“个别”。生存内在于个人而“存在”，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独特的。同样，当我们历史地理解任何一个个人，也应具体地注视他们面对“非此即彼”的两难是如何选择的，凸现此种选择的热情强度及其独特性。历史学要成为“人学” ，使 “人”成有血有肉的生命活体，舍此别无出路。恰如希腊哲人所言：“人不可能进入同一条河流”。史学当然要关注“情境”。由众人（意志）汇聚而综合形成的“社会情境”，正是个体“生存”要面对的客体。然而，即使同时同地同一瞬间，它对不同的主体而言，也不是“同一条河流”。这是因为他们的体验各不相同，应对更是殊相迥异，色彩斑烂。从这一意义上说，“小说历史”比起我们的“正宗”史学或许更能长袖善舞。内圣外王，修身治国，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从幼年诵读圣贤书之日，就以此自命为社会精英，内心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殊不知人类特有的那种生存困境，对中国士大夫的煎熬也因此来得格外痛苦。学而优则仕，既是为稻粱谋的生存必需，也是满腹经纶唯一所归。羊肠曲径，独木小桥，权力场的残酷，更加浓了人生飘忽不定的悲剧色彩，得志者少，失意者多。历史上读书人这方面牢骚之甚，已尽人皆知，不必多说。但是有一点常被忽略，读书人更少有敢于直面的，他们所深恶痛疾的社会之网的编织也少不了自己的一份手工。中国的古代政治，从来都是士大夫在台上围着一个人做戏，熙熙攘攘，或哄哄闹闹。遇上唐太宗这样的明智皇帝，是大幸，故曰“千载难逢”；碰到朱洪武就不好办，现在要侍候心理有点变态的崇祯帝，自然就头疼了。到头来不少人只好叹一声“反认他乡是故乡”，当然也有至死不悟的。可说，自原始儒家就开始精心编织的政治体制，君君臣臣，无可逾越，早已宿命般规定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

与此相关，中国古代社会的悲剧还有另一个侧面，那就是常被“精英”们遗忘在村野角落的农民大众。平日里，他们是一群最不起眼的芸芸众生，不因被冷落而辄耕，背负青天，面朝黄土，为一家之生计终日牛马般劳作。他们是如此的老实顺从，以至有闲情的文人逸士常误读了村野风景，为所谓的恬静而心醉如痴。殊不知他们是可以欺生而却绝不畏死。如若把他们置之死地，在生死必择的关头，铤而走险，那破坏性的力量也着实可怕。中国历史上就一再领教过了，从山村里走出来的暴怒，二、三百年的物质积累毁于一旦。恕我直言，我不喜欢姚雪垠小说《李自成》的过分美化，“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已成了文坛笑料，昔日黄花。冷眼看末世，我们常会感叹朝中无人才，其实中国之大，人才往往藏龙卧虎于山村僻野，可异的是非到乱世不可能显露出英雄豪杰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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