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东林、复社固然有信念之联结，不可同日而语，但亦难脱这种习气。其倡始者都宗奉朱学，皆欲藉权力以行道德之旨，反不如王学异端看得空。我很欣赏李卓吾在《答耿（定向）司寇》中一席话说得爽快：“试观公之行事，殊无异于人者……今某之行事，有一不与公同者乎？亦好做官，亦好富贵，亦有妻孥，亦有庐舍，亦会宾客……及乎开口讲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何异哉？”“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这几个字份量极重，入木三分，鲜血淋漓。明中后期，官场里着实混迹着一群儒家末流，他们以依傍儒学道统自诩，内心却失落了儒学自我反省与追求完善的热忱。这是一种精神枯竭，丢失了向生存的意义──“存在”追问的勇气。任凭污浊滔天，我依然稳坐钓鱼台：亦要做官，亦要富贵，捣翻浆糊心无愧疚。宋明以来，凡属心理不安的人，苛责自己也苛责社会的人，才真地是皈依儒家的原始教义。程朱陆王，都是这种自我“不安宁”者。精神只有靠自己提升。而他们的追随者则很容易成为躺在主倡人怀抱中的“熟睡者”,思想贪图安逸的庸人。不肯思索，人云亦云，以教条吓唬别人，就是这种平庸的表现。究其根基，还是生存的私欲在主导其灵魂。不同的是，他们学会了虚伪和掩饰。更可恶的，还以此为棍子，藉卫道以掩其丑陋。这也就是汤显祖所深恶的“假人”。明末随处可见那种思想平庸而阴谋有术的“假人”，故文坛无宁日，政界有恶斗。
中国是个极重道德伦理的国家。以理想道德构筑理想政治，儒家的美梦从未圆过，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据史载，张溥与周延儒的交易原是有前提的：“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名。”可见复社诸君亦不满意周之人品，出于下策，冒险与魔鬼打交道，却又幻想魔鬼改恶从善。故后人有为之辨解说：“假使天假以年，以溥之才力经济，而辅之以东林之正人君子，复社之英俊少年，则或可以使周延儒、吴昌时辈不得不出于正道，……则或可以苟延明祚，未必遽至于亡。”这位先生实在没有看懂中国历史，更不懂政治为何物，迂得可以。作家借小说中的陈子龙有过这样的感慨：“以往的那个张溥已经彻彻底底的死了，他所怀抱的理想也已经死了……”。但在张溥不这样想，他有他的自我合理化，虽史无明载，却大抵也不离前面这位先生的假想。
陈寅恪先生曾倡言：中国文明造极于宋。意在言外，宋之下则日趋下流。确实象明朝这样的政治勾当，士大夫运动十数万两银子贿举宜兴复出，且不惜收买小人搜集政敌的贿证以击倒对方，以贿打贿，这在宋代是不可想象的。熙宁间，王马政见歧异似同冰炭，却人人都是堂堂正正，君子风度。政以贿成，政治亦因贿赂成风而污浊黑暗，以至连反贿赂也异变成整肃政敌的手段。权力与金钱的联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变得特别凶残，政治斗争亦因此成了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不可能“合理化”。试想此时再掺和到政治中去，会有什么好结果。史载周延儒得知被逮，“将所居楼阁三楹尽行焚毁，盖生平宝藏咸集于此。紫貂皮帐以十计，清河参有一只重十两者。金珠非上乘不能登此楼，焚时火焰皆作五色。”如此贪赎，良心墨黑的政棍，张溥与之周旋，扶其上台，实在是大悲剧。不只是个人，更是大明的悲剧，气数已尽。果然周被诛之第二年，崇祯亦自悬而死。无论中外，道德想假权力而行，不能不是悲剧。或可谓：道德，道德，多少罪恶假汝而行！可惜中国的儒家不明此理，偏要诱后生带着“圣贤的眩晕”（仿海德格尔“自由的眩晕”）往这歧路上赶，正是折杀了多少“精英”！在这一点上，我倒要说西人因直率反而少些不明不白的眩晕。政治不能代替道德，道德也不能代替政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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