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强调，个体性的“吾心”良知也就成为了选择、评判是非善恶的根本依据。按照王阳明的话就是：“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4]（卷3《传习录》下）同时，王阳明还强调人与人之间禀赋的差异性和“各为说”、“有异处”的合理性。他说：“圣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那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异处。”[4]（卷3《传习录》下）甚至明确提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4]（卷2《传习录》中）“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4]（卷2《传习录》中）表现出明显摆脱程朱理学束缚，发挥主体判断能力的思想倾向。此后，其左派后学更沿此路径向极端发挥，在逻辑上使普遍之理完全还原为个体之心，致使主体的个人意志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当然，王阳明建立心学体系的本意，是要将外在的天理置于主体的心中，将外在强制性的普遍道德律令，化为主体的道德自觉，以拯救“纪纲凌夷”、“病革临绝”的朱明皇朝。然而，“此窍一凿，混沌遂亡”。由于王阳明学说强调主体自我的意义，重视主体自我“灵明”的作用，主张“为学须得个头脑”，于是为士人的个性解放大张其本。加之其左派后学的进一步鼓荡，遂对晚明社会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对于这种王学思潮发轫的影响，晚明文学家袁宏道曾说：“至近代王文成公、罗盱江辈出，始能抉古圣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系文、武铎，以号叫一时之聋聩。”[5]（卷41）其弟袁中道也说：“自东越揭良知，以开天下学者，若披云见日矣。”[6]（卷9）明末史学家张岱说：“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7]（《王守仁传》）思想家黄宗羲说：王阳明学说出，“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3]（卷首《师说》）这些都说明了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学说在当时所产生的破除迷信，张扬自我的意义。影响及于学术，则是提倡创新精神和学术个性，所谓“只眼”、“独见”、“自得”等类的词语，充斥于学术批评理论的表述之中。“四库”馆臣称，“明代史论至多，大抵徒侈游谈，务翻旧案”。[8]（卷88《史纠》提要）其中所谓“务翻旧案”，从积极意义上讲，也正是这种张扬自我、逆反传统成说的精神，在晚明的史学评论中的表现。
二 “本自心师，非劳旁启”：晚明史评自我意识的张扬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对于史学评论的影响，首先表现于对于历史是非的评判方面。在这方面，整个古代史学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表现得比晚明时期更为突出。
历史是非的评判，实质是社会价值体系在历史认识上的体现。对于中国中古社会来说，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的价值标准便很自然地一直是衡量历史是非的正宗准则。“天不变道亦不变”，一代代的历史，基本都是按照这些正统的价值标准进行裁量的。宋代以后，这种以儒家价值标准或道德纲常作为衡量历史是非唯一正宗准则的意识，又被程朱理学从本体论的高度作了论证而得到强化。因为理学化的历史评价标准及理论有利于封建国家的思想文化控制，适应近于凝固的自然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专制主义、宗法制度和伦常秩序，所以也格外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与推崇。从史学的发展看，对于历史是非价值评判的准则，从程朱理学的诉诸“天理之正，人心之安”，到王阳明的将之诉诸主体的“良知”及“与愚夫愚妇”之同的转变，显然为其从不可变更的原则走向是非评判的相对化、多样化转变提供了认识论上的依据。尤其王学所鼓吹的“不信自家原具足，请君随事反身观”；“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4]（卷20《示诸生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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