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海为家”与“东西为限”

　　贞观十二年（638）成书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唐太宗大为不满，斥责以高士廉为首的修撰诸位不重本朝官爵，敕令重修，崔民干遂被降为第三等[1]。如所周知，唐太宗所关心的，还不在于博陵崔氏一族的门户升降，而在于整个山东高门的地位。据《旧唐书·高士廉传》，“是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所谓“累叶陵迟”，用唐太宗的话，就是“全无官宦人物”[2]。而唐太宗之所以下诏修撰《氏族志》，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为了“崇我唐朝人物冠冕”[3]。尽管唐太宗特地表白，“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4]，但此语恰恰透露出他对山东高门心怀成见。《旧唐书》卷78《张行成传》：

　　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陋。”太宗善其言，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

本段记载旨在表彰唐太宗有纳谏之明，从太宗厚赏张行成，表明行成所谏，确实击中了太宗内心深处的“东西之限”。《唐会要》卷36《氏族》载武德元年（618）唐高祖李渊对内史令窦威说：“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窦威）家，咸登此职……比见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世为帝戚，不亦贵乎？”言谈之中亦流露出对关东高门的不满。劝谏唐太宗不要以东西为限的张行成，来自山东的定州，是太宗亲自提拔的宰相，但他出身于寒族，唐太宗的“东西之限”主要针对以“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高门[5]。
　　唐高祖、太宗父子对山东高门心怀成见，不以为贵，“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但民间对山东高门却极为看重，甚至追随太宗打天下的“谋士劳臣”，也不惜“纳赀（山东）旧门，向声背实，买昏为荣”，其中贵显如房玄龄、魏徵、李绩等，也乐于与山东高门联姻[6]。唐太宗“不解人间”对山东高门何以如此看重，他认为“只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7]。唐太宗不提应该更为偏小的西魏北周，这自然因为唐朝前承周、隋之故，但唐太宗对江南高门的态度，也绝不像对山东高门那样，他企慕南朝文化，延纳江南文士，史有明载[8]，那么，他心中并无“南北之限”，何以单存“东西之限”呢？
　　关中与山东的对立，至迟可上推至战国时关中的秦和关东六国的对峙。楚虽在南方，却仍属于关东，当时东方六国联合抗秦，称之为“合纵”，形象地显示出从北方的燕赵到南方的楚所构成的东方联合阵线。其后，秦楚之际楚、汉与秦的对抗，西汉末年平林、赤眉与新莽的对抗，东汉末年董卓与袁绍联军的对抗，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山东、关中对峙的性质[9]。甚至不唯东西分裂时代，在天下一统的西汉前期，由于诸侯王势力强大，封地多在关东，建都关中的汉皇朝对关东常存防范之心。贾谊《新书·壹通篇》：“所为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所谓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表明建都关中的汉皇朝视关东诸侯隐然有若敌国[10]。
　　及至孙吴割据江东，刘备入蜀，吴、蜀之于魏，既而东晋南朝之与十六国北朝，则为南北对峙之局，以后中国的分裂局面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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