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南北朝后期，北朝内部又出现了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间的东西对峙。这一局面开始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西奔关中，结束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周军灭齐，前后不到半个世纪。东西对峙期间的敌对状态不难理解，但东西混一后几经朝代更替，到唐太宗贞观年间已越半个世纪，关中政权何以仍对关东高门怀有敌意？西汉前期的诸侯王宛若独立王国，诸侯国的地盘和实力加起来远过于汉皇朝，汉皇朝防范关东“若秦时之备六国”，不难理解，而唐时天下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强固，山东高门对于唐皇朝不应有迫近的威胁，唐皇朝也不应有一味疑惮、压制山东高门的必要。
实际上唐皇朝对山东高门的态度，不过是北周灭齐以来，建都关中的周隋政权对山东旧齐士人的防范政策的继续。下节拟就周隋政权与旧齐士人的关系及其历史背景，在前人基础上作一些具体的考察[11]。
二、“频诏搜扬、州郡勒送”与“东西旧隔、情犹自疏”
周武帝灭北齐以后，与二十多年前其父宇文泰执政西魏时破江陵后，措置大不相同。前者杀死梁元帝，江陵“阖城老幼被虏入关”，“衣冠仕伍并没为仆隶”[12]，周武帝则力图作出“伐罪吊民”的姿态，相继下诏称：“邹鲁缙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山东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山东）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州郡以礼发遣”[13]。周武帝还“降至尊而劳万乘”，亲自到山东名儒熊安生家拜访，“诏所司给安车驷马，随驾入朝”。又诏征阳休之、卢思道、颜之推、李德林、薛道衡等十八名北齐最著称的文士，“随驾后赴长安” [14]。《隋书》卷42《李德林传》载，周武帝“入邺之日”，专门遣人到李德林家“宣旨慰喻”，称“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周武帝还曾在云阳宫用鲜卑语对群臣说：“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其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周武帝的兴奋和喜悦，在于这些久闻其名的北齐文士，终于入关“得其驱使”。我们知道，在当时南北分立、东西对峙的三方政权中，以西魏北周的文人学士最称奇缺，因此之故，西魏北周对文学之士求之若渴。西魏平定汉中后，南朝文士沛国刘璠入关，西魏仆射申徽向宇文泰祝贺：“昔晋主灭吴，利在二陆。明公今平梁汉，得一刘璠也。”[15] 西魏破江陵后酷待俘虏，但王褒等文士入关，宇文泰仍喜出望外：“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后来陈霸先与西魏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北周唯放王克、殷不害等，对于最负文名的王褒、庾信，始终坚持不放[16]。由于南方文士成批入关，西魏北周向称粗陋的文化学术有所改观，但就整体文化实力而言，仍与关东、江南政权有显著差距，这是北周灭齐后致力于搜扬山东文士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
《周书·武帝纪下》建德六年十二月条载称，“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隋书·梁彦光传》称，“齐亡后衣冠士族多迁关内”。山东大姓豪强素以聚族而居、族大人众著称[17]，显然，将文学艺术之士和拥有雄厚宗族乡里基础的衣冠士族――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一身而二任焉[18]，迁往关内，并将其头面人物吸受到统治集团中来，关系到周隋政权在山东的统治，因而成为周隋政权在旧齐地区长期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
但这项举措直到隋朝初年收效仍不理想。《文馆词林》卷691《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敕》[19]云：
君临天下，所须者材，苟不求材，何以为化？自周平东夏，每遣搜扬，彼州俊人，多未应起。或以东西旧隔，情犹自疏；或以道路悬远，虑有困乏，假为辞托，不肯入朝。如能仕者，皆得荣位，沉伏草莱，尚为萌伍，此则恋目下之利，忘久长之策。刺史守令，典取人情，未思此理，任而不送。朕受天命，四海为家，关东关西，本无差异，必有材用，来即铨叙，虚心待之，犹饥思食。彼州如有仕齐七品已上官及州郡悬（县？）乡望县功曹已上，不问在任下代，材干优长堪时事者，仰精选举之；纵未经仕官，材望灼然，虽乡望不高，人材卓异，悉在举限。
隋文帝此诏大抵下于开皇二年（582）至三年之间[20]，他在诏书中自称“四海为家，关东关西，本无差异”，是否也像唐太宗一样，其内心深处仍存东西之异，这里姑置不论，诏书中说山东才俊之民，“或以东西旧隔，情犹自疏”，假借各种理由滞留家乡，“不肯入朝”，则是实情。《北史》卷100《序传》载李延寿的祖父、故齐晋州别驾李仲举：
邺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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