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后来均由州职入任朝官，与李仲举始终优游乡里不同。
颜之推称“北方政教严切”，人士不敢“隐退”[25]。《北史·序传》称北周诏征旧齐人士，“严命”“州郡勒送”，宛若押解囚犯。《房彦谦碑》则谓“州县并苦相敦逼”，后来“且权维絷，方应荐举”，“维絷”即系缚，“权”疑为“惧”，盖因形似（權、懼）致讹，可知房彦谦若坚不应举，州县长官迫于诏敕，只好将他系缚至京。上引隋文帝诏中责备刺史守令“典取人情”，对不应辟召者“任而不送”，则州县长官之“勒送”、“敦逼”，实出于不得已。在周隋之际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李仲举为长期居乡而行“屈伸之事”，也是迫不得已。
隋初加强了“搜扬”山东士人的力度，诏敕严命、州郡敦逼之下，又有一批旧齐士人被征入关。《隋书》卷58《杜台卿传》：“父弼，齐卫尉卿。台卿少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仕齐奉朝请，历司空西阁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书黄门侍郎。……及周武帝平齐，归于乡里，以《礼记》、《春秋》讲授子弟。开皇初，被征入朝。”又据同书卷75《儒林·马光传》，马光等山东“六儒”，亦是开皇初被征入关，马光当年执教山东时（“教授瀛博间”）的上千弟子，也大多随光入关。又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26]显庆135《苗明墓志》：“颍川长社人也。……曾祖居，魏封安乐侯，祖洪，齐天保年中封谏议大夫安德王辅佐。……父先，隋开皇二年州贡明经……起家游骑尉，至大业初，任上党郡主簿。”余不备举。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营建东都，曾大规模移民洛阳。《隋书·炀帝纪上》三月条：“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又《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冬十月：“敕河南诸郡送一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置十二坊于洛水南以处之。”据唐人杜宝贞观年间所撰《大业杂记》：“（大业三年）十月，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于建阳门东道北□（置）十二坊，北临洛水，给艺户居住。”则三千余家工艺户实来自河北[27]。实际上移实东都的民户大都来自旧齐地区，且移民不止于富商大贾和工艺户：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张波墓志》（图版494，大业十一年）[28]：“并州武乡人……祖老，魏骠骑将军、西道行台。父遵，齐襄垣郡丞。……（波）无情青紫，有志丘园，直以旧族豪家，迁于洛邑。”
又《唐代墓志汇编》贞观037《郭提墓志》：“并州太原人也……祖和，齐本州晋阳县令。……父馗，齐征西步兵校尉。……（提）隋仁寿四年被征，除阳平之发干县主簿。……俄而文帝升遐，嗣君纂位，衅彰盘石，兵起晋阳。君地势膏腴，乡推领袖，虽潜身窜影，终挂网罗。大业初，迁于河南之洛阳县。居常怏怏，耻类殷民，不乐终年，便婴痼疾。”
同书永徽005《段夫人墓志》：“陇西武威人也。……祖安，魏华州长史，父龙，隋定州行唐令。……（夫人）年十七，适于高平竺氏。望同王谢，睦等潘杨。……君讳让，字道逊，隋燕王府录事参军。属大业之初，营都瀍洛，衣冠□族，多有迁移。君既策名英府，陪随藩邸，席卷桑梓，因即家焉。”
可知大业初的移民，含有迁徙旧族豪强的目的，主要是关东地区的衣冠豪强。郭提之迁徙洛阳，虽事涉汉王杨谅之乱，而杨谅起事太原，正是以“河东豪杰”[29]等旧齐人士为基本力量。《隋书》卷45《文四子传·庶人谅传》载王頍说谅曰：“王（杨谅）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即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所谓“东人”即关东人，郭提正是属于“东人”中的“领袖”人物。
尽管周隋王朝致力于迁徙关东衣冠豪强，延召旧齐士人入关，但如前引隋文帝诏所云，未“应起”的旧齐士人仍所在多有。正因为他们优游乡里，不复出仕，故往往不见载于史籍，兹稍引碑刻资料如下。
彭城郑子信，史称“颇有文学”，齐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诏文林馆[30]，据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韦略墓志》（图版373），子信直至开皇八年仍健在居乡，想必齐亡后即回乡里。
同书《杨秀墓志》（图版440）：原为弘农华阴人，后迁居河南，北齐时为“任城王皇子国治书，随府播迁一十三祀”，“自大周握揽，更有收庸，轩盖簪裾，公息好也。乃投冠背阙，慕平子之归田，解绶离朝，同伯阳之去位，放情八索，纵志九丘”。
同书上《□堕暨妻赵氏墓志》（图版457）：河南人。祖魏扬麾将军、北营州长史、北平镇将，父冠军将军、平昌王府主簿、加卫将军，迁东阿县令。堕“起家冯翊王开府长兼行参军，寻值周有山东，归宁自养，开皇元年蒙诏版授洺州旷年县令”。
同书《皇甫深墓志》（图版461）：河南洛阳人。父为“齐龙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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