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权力与社会潜力

　　周隋关中朝廷对山东士族的特别忌惮，正如前贤早已指出的，即在于他们有着深厚而牢固的宗族乡里基础，崇高的社会声望，悠久的文化传统，因此不免“自矜地望”，“偃仰自高”，从骨子里不把关陇集团看在眼里，一有风吹草动，敢于而且有能力发动变乱。自魏分东西，“周齐两立”，双方“务在兼并”，均视对方为自己的最大敌人，而不以江南为意[52]。事实上梁陈时期南方的军事力量也远逊于北。江南侨旧高门，历经侯景之乱、西魏破江陵以及隋灭陈，或已衰亡，或已北迁，并没有形成较大的社会势力，从而对关陇集团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周隋政权，甚至下及唐初[53]，关陇集团总把山东高门视为潜在的对手，利用政权的力量多方压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实际上经过周隋两代的打压，山东高门不但在选举和政治上失势，在地方社会的宗族、乡里势力也受到严重的削弱。周灭齐次年（周宣帝宣政元年，578），卢昌期据范阳起兵，为周将宇文神举率军攻灭，范阳城遂为周军所屠，卢氏为首的衣冠大族或被诛杀（上面提到的卢思道亦“解衣将伏法”，因宇文神举“素钦其才名”而侥幸不死），或以寒馁死于围城之中，如齐亡后回到范阳的旧齐太子詹事卢叔彪（虎），以及其族弟卢士邃[54]。又《隋书》卷74《酷吏·燕荣传》称，开皇后期燕荣出任幽州总管期间，“范阳卢氏，代为着姓，荣皆署为吏卒以屈辱之”。周隋两朝对山东士人的“搜扬”和迁徙，也使许多“旧族豪家”远离故土[55]。相对于周隋之际山东高门纷纷起事，隋末纷起于山东河北的武装队伍中，领导者中已很少见到山东高门旧族的身影，而代之以所谓“山东豪杰”。关于“山东豪杰”，前辈学者多有论述[56]，无须赘言。
　　但山东高门仍享有崇高的社会声望，除了宗族乡里基础以外，尤其表现在婚姻和文化上。如清河崔儦，名列《隋书·文学传》，传称“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在齐举秀才，待诏文林馆，历任清显。齐亡后归乡里，开皇四年被征入朝。据本传：“越国公杨素时方贵幸，重儦门地，为子玄纵娶其女为妻。聘礼甚厚。亲迎之始，公卿满座，素令骑迎儦，儦故敝其衣冠，骑驴而至。素推令上座，儦有轻素之色，礼甚倨，言又不逊，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罢座。后数日，儦方来谢，素待之如初。”崔儦在隋朝官为内史舍人，对关陇集团中的勋贵人物杨素视之蔑如，其赖以骄人的，一是门地及其与之相关的门风礼法，二是文学。杨素有求于他，则在婚姻。唐初勋贵竞相以重礼联姻山东高门，隋代杨素已开先河。而这正是唐高祖、太宗父子对山东高门心存忌恨之所在。太宗皇子、公主嫁娶不取山东高门，《氏族志》降崔民干等级，皆缘此而发。
　　关陇集团主持的西魏北周，以及隋及唐前期，在选举制度上厉行改革，不仅最终废止了作为门阀选举制度的乡举里选、九品中正制，而且试图通过选举和政策改变传统的门阀士族观念，树立新的门阀观。唐太宗的门阀观在关于贞观《氏族志》的发言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谓之门户”；“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这样一种门阀士族观的极致，就是高宗武后时被称为“勋格”的《姓氏录》。
　　但这只是国家颁定的门阀标准，社会另有约定俗成的标准。关陇勋贵以列入“姓氏录”为荣，高门大姓则以名在“勋格”为耻。唐皇室的王妃、主婿可以不尚山东旧族，甚至通过行政命令禁止山东高门内婚，但其勋贵名臣却以联姻山东高门为荣，禁婚家不但“故望不减”，反而弥显尊贵，甚至认为禁婚诏书旨在“美宗族人物而表冠冕”[57]。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唐朝皇室，后来也汲汲于联姻高门，而高门非但不以为荣，反以为累，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李唐数百年天子之家尚不及山东旧门九品卫佐之崔氏”，足见“帝王（政治上）之大权不及（山东士族）社会之潜力”[58]。

[1]《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唐会要》卷36“氏族”，《新唐书》卷95《高俭（士廉）传》，本稿所引正史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
[2]《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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