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灭齐后，李仲举“随例入关”，却“情不愿住”，私自回到关东邺城。后虽迫于“州郡勒送”的“严命”，不得已再赴京师，受任秋官宾中上士，但在任不久，又再度请假归乡。隋开皇二年[21]，仲举应秦王俊召补，出任洛州主簿，其友人卢士彦很不理解，因为李仲举屡辞征辟，既要做官，何必不在长安就任京职？既告假还乡，何必又“忽尔降德”“为徒劳之任”，即出任州郡之职[22]？从李仲举“屈伸之事非子所知”的回答，并联系其后来的行事，可知他出任洛州主簿，实有深意在焉，即通过出任州职，达到不去长安任职从而“婆娑州里”的目的，也就是上引隋文帝诏中所谓“假为辞托，不肯入朝”。后来李仲举还是“被敕追赴”长安，却因身任朝职而长期“婆娑州里”，受到“责黜左降”的处分――被削去中央官职、贬任隆州录事参军。既非任职朝廷，势必更便于借病归乡，果然李仲举到任不久，“寻以疾归”。这大概就是卢士彦未能体察而李仲举又不便明言的所谓“屈伸之事”，即通过出任州郡，名伸实屈，以达到滞留家乡的目的。再后来“朝廷举士”，李仲举又被“举以应诏”，同样因“以前致推迁为责”即“婆娑州里”之过，外任县令，“未几又以疾还”。总之，李仲举自齐亡以后，虽屡被征辟，身有职任，却长期告病在乡，直至终老。
　　以上分析含有推测成分，不妨再举一例。《金石萃编》卷43《房彦谦碑》：

　　潜隐之操，始擅于州闾，高亮之风，日闻于海内……郡三辟功曹，州再辟主簿，其后不得已而从命。……州郡□职，非其志焉，然公以周隋禅代之交，纪纲弛紊，亦既从政，便以治乱为怀……虽在乡国，若处王朝，政教严明，吏民悦伏……开皇初，频诏□（搜[23]）扬人物，秦王出□（镇？）京洛，致书辟召，州县苦相敦逼，公辞以痼疾，且得遂情，偃仰其后。隋文帝忌惮英俊，不许晦迹丘园，公且权维絷，方应荐举。七年，始入京省，受吏部承奉郎。是时齐朝资荫，不复称叙，鼎贵高门，俱从九品释褐，朝廷以公望实之重，才艺之优，故别有此授，以明则哲之举。俄迁监察御史。

又《隋书》卷66《房彦谦传》：

　　年十八，属广宁王孝珩为齐州刺史，辟为主簿。时禁网疏阔，州郡之职尤多纵弛。及彦谦在职，清简守法，州境肃然，莫不敬惮。及周师入邺，齐主东奔，以彦谦为齐州治中。彦谦痛本朝倾覆，将纠率忠义，潜谋匡辅。事不果而止。齐亡，归于家。周帝遣柱国辛遵为齐州刺史，为贼帅辅带剑所执。彦谦以书谕之，带剑惭惧，送遵还州，诸贼并各归首。及高祖受禅之后，遂优游乡曲，誓无仕心。开皇七年，刺史韦艺固荐之，不得已而应命。吏部尚书卢恺一见重之，擢授承奉郎，俄迁监察御史。

参据碑、传，可知房彦谦在齐亡以后，称病“归于家”，“优游乡曲，誓无仕心”，一同李仲举。朝廷“不许晦迹丘园”，“州县并苦相敦逼”，最后“不得已而应命”，亦同李仲举[24]。开皇初年隋高祖“频诏搜扬人物”、秦王杨俊“出镇洛州”征召贤俊之时，李仲举应召出任本州主簿，房彦谦初虽不应，“辞以痼疾”，后仍不免赴京任职，相对之下，更可见李仲举出任州职的“屈伸”之意。
　　当时宁愿出仕州郡而不愿入关任职朝廷者尚有其人。《隋书》卷57《薛道衡传》：“及齐亡，周武引为御史二命士。后归乡里，自州主簿入为司禄上士。”同书卷76《文学·崔儦传》：“在齐举秀才，为员外散骑侍郎，……待诏文林馆。历殿中、膳部、员外三曹郎中。儦与顿丘李若俱见称重，时人为之语曰：‘京师灼灼，崔儦、李若。’齐亡，归乡里，仕郡为功曹，州补主簿。开皇四年，征授给事郎，寻兼内史舍人。”薛道衡齐亡后先入关任职，后归乡里，出任州郡。清河崔儦，无论家世还是文才，显然也在被征入关之列，但他在齐亡后直接回到乡里，出任他十六岁时曾不屑于做的郡功曹。不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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