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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

时间:2009-7-24 13:55:16  来源:不详
过程中主动投诚的北齐士人),但山东士人中真正进入周隋皇朝统治核心的,可以说屈指可数。上文中几次提到的李德林,可能是旧齐士人中真正进入周隋最高决策集团中的唯一一人。唐初关陇集团认为山东士人“累叶陵迟”、“世代衰微”,正是指北周灭齐后,山东士人长期以来被排斥于最高统治集团之外这一历史事实。上引《北史·序传》中希望李仲举留仕长安的博陵崔宣猷,是仲举的妻伯父,毛汉光氏认为他“已经相当接近(关陇)集团核心” [45]。但崔猷虽属山东高门,却不能算旧齐士人,他早在西魏草创之初即加入了关中宇文泰集团,甚至可以将他视为创建西魏北周政权的关陇集团成员,这仅从猷被“赐姓宇文氏”、宇文护“养猷第三女为己女、封富平公主”,即可见一斑[46]。
  论者对隋朝山东士人结党一事多有注意[47]。但此事在隋文帝和隋炀帝时期各有一起。
  据《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炀帝大业初年,通事谒者韦云起上疏奏称:“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不抑其端,必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谨件朋党人姓名及奸状如左。”于是炀帝令大理寺推究,“左丞郎蔚之、司隶别驾郎楚之并坐朋党,配流漫头赤水,余免官者九人。”[48]按京兆韦氏为关中第一流大族,自可代表关陇集团,中山郎氏则为山东第二流士族,并不足以作为山东人的代表。而且此次镇压朋党,规模不大,人数较少,官职不高。
  文帝时一起,事发于开皇十二年,起因于国子博士何妥与右仆射苏威之子苏夔争议音律,而音律之争则为时已久。由于苏威的原因,朝士多附同苏夔之议,何妥不服,遂奏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为朋党”,经“宪司”核查属实,诸人免官,“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事见《隋书》文帝纪、音乐志以及苏威、卢恺、房恭懿诸传。此次朋党,史籍没有明言为山东人所结,而且为首的苏威为京兆武功人,系西魏名臣苏绰之子,自属关陇集团,对垒的何妥自梁入关,原非关陇集团中人。但卢恺、薛道衡等确为山东人,范阳卢氏更是山东第一流高门。值得注意的是,《隋书》本传称卢恺得罪之由,在于他以礼部尚书“摄吏部尚书事”期间,“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而“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故涉党固之谮,遂及于此(祸)”。陆彦师为魏郡临漳人,齐亡入周,在北齐时号称“友悌孝义,总萃一门”,列于《隋书》孝义传。本传称他任吏部侍郎期间,“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论者美之”。则此次朋党,虽起因于历法之争,实质内容还在于用人,特别是用人的原则。
  卢、薛、陆都是山东人,卢、陆主持吏部选举,用人之际,甄别士庶清浊,仍是秉承孝文帝改革以来的门阀制度原则。如所周知,孝文帝改革的遗产基本上为山东的东魏北齐所继承,关中政权,自西魏苏绰以降,下至周隋,选举“不限资荫,唯在得人”[49],即上引“选无清浊”、“官无清浊”。按“周代公卿,类多武将”[50],卢、陆二人的选举方针,对山东文士更为有利,所选用者想必多为山东士人;《陆彦师传》称他用人“颇甄别于士庶,论者美之”,这些赞美者想必也多为山东士人;此次事件“知名之士坐得威罪者百余人”,其中多数亦当为卢、陆所用之人,即山东士人。卢恺等人还有一个明显的罪状,就是将“不当仕进”的“尉迟迥之党”、山东士人房恭懿“曲相荐达”为官,参据前引房彦谦碑、传,彦谦于开皇七年因刺史韦艺固荐入朝,“吏部尚书卢恺一见重之”,而且越资“擢授”,则以上推测卢、陆主选期间大量起用山东士人,应不致大误。总之,这次朋党事件的焦点在于用人,从用人的主持者,用人的方针,以及所用的人来看,这次朋党事件的地域性质是明显的。《颜氏家训·省事篇》载颜之推“前在修文令曹有山东学士与关东太史竞历”云云,王利器氏谓为北齐时事,宇都宫清吉氏则认为应在隋时[51],笔者同意宇都宫氏的判断。不知作为这次朋党起因的音律争议事件,是否类似于竞历事件,表现为关中和山东文士间的对立?不过双方为首的都不是山东人。
  隋朝两次朋党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关陇集团对朝廷内部的山东士人的一次清洗,它进一步证实了周隋政权对山东士人的警惕和敌意。如本文开篇所说,周隋政权对江南士人并非如此。《隋书》卷78《庾季才传》:“常吉日良辰,与琅邪王褒、彭城刘瑴、河东裴政、及宗人(庾)信等,为文酒之会。次有刘臻、明克让、柳#(缺字为“上巧下言”,音义同辩)之徒,虽为后进,亦申游款。”《旧唐书》卷61《陈叔达传》:“陈宣帝第十六子也。……武德元年,授黄门侍郎。二年,兼纳言。四年,拜侍中。……江南名士薄游长安者,多为荐拔。”参预庾季才文酒之会者,均为入北南人,旧陈宗室陈叔达大量提拔故国名士,都是犯忌讳的事,但没有听说当时人攻击他们结党。
  上引《颜氏家训·风操篇》称旧齐“士族文学之人”以幽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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