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北雍东雍二州刺史，楚州阴陵郡守”，深为齐汉阳王补记室参军，“属值齐室版荡，君乃隳迹丘园”。
同书《陈常墓志》（图版471）：颍川许昌人。祖中书博士，金紫光禄（大夫），父营构大监，领诸军将。常于齐天统元年官至清河郡太守、骠骑大将军、中散大夫，“从兹以后，周齐格命，遂潜名德”。
同书《李元暨妻邓氏墓志》（图版507）：赵郡柏人，祖华，魏征虏将军、中散大夫，父业，魏龙骧将军、谏议大夫、范阳郡太守。元为齐叱列长叉开府行参军，“周平东夏，毕志丘园”。
同书《王仲暨妻淳于氏专志》（图版527）：太原晋阳人，祖为魏开府仪同三司、幽州马邑镇将，父为齐棣州饶安县令。王仲二十余岁，值北周灭齐，乃“却扫园林”，隐居不仕，“一丘一壑，素琴浊酒”，“历周隋而不变”。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贞观083《刘粲墓志》：彭城人，祖礼，齐相州成安县令，父神，为齐左直长。粲“大隋之初，以廉洁闻，州县累召，辞不赴命。于是养素二丘，去来三径，怡神释部，游性玄言”，不仕而终。
同书贞观093《马志道墓志》：扶风人，父廉，齐冯翊王记室、司州主簿，志道弱冠知名，“诏下屡征，辞不就职。大业之际，再被搜扬，君即解褐登朝，遂授河间束城县尉”。
同书永徽142《王惠墓志》：祖肃，孝文帝时奔魏。父理，齐秘书监徐州刺史。惠“发源澄静，禀孝纯深……（北周灭齐时二十五岁）闻卫卿绝俗，耻臣汉主，庄周高蹈，不就楚征。遂宗仰前修，放旷原野”，不仕而卒。
据上引墓志，这些志主在齐亡以后隐居不仕，多因忠于故国，耻臣新朝，即隋文帝诏所谓“东西旧隔，情犹自疏”。这当然是他们不仕的原因之一。《北史·序传》载李仲举为晋州别驾，周军破晋州城后，周将梁士彦引仲举“言及时事”，仲举即自称“世居山东，受恩高氏”，颇以“不能死于臣道”为愧。但对于大多数旧齐士人，特别是那些不出于山东高门的一般士人来说，如下文所述，毋宁说他们是愿意出仕的。即使是山东高门，他们不愿意入关任职，也别有缘故，而不仅仅是节操问题。
三、“关中旧意”与“山东人朋党”
《颜氏家训·风操篇》载有一个常为论者征引的故事：“近在议曹，共平章百官秩禄，有一显贵，当世名臣，意嫌所议过厚。齐朝有一两士族文学之人，谓此贵曰：‘今日天下大同，须为百代典式，岂得尚作关中旧意？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儿耳！’彼此欢笑，不以为嫌。”从“天下大同”语，可知应为开皇九年平陈以后之事，但此时关陇显贵的“关中旧意”，还是十分浓厚，在此之前，山东士人在关中王朝被视作异巳，更不足为怪。
前文提到，周隋政权之致力于“搜扬”旧齐衣冠士人，不仅仅是渴慕文才，毋宁说主要是出于对旧齐地区的统治需要。前引《隋书·房彦谦传》，称彦谦在“周师入邺、齐主东奔”之际，“痛本朝倾覆，将纠违忠义，潜谋匡辅，事不果而止”。又据《隋书》卢思道本传，他作为周武帝平齐后随驾入关的十八名文士之一，跟李仲举一样，入关未久即“以母疾”告假还乡，“遇同郡祖英伯及从兄（卢）昌期、宋护等举兵作乱，思道预焉”。这次作乱，被周大将宇文神举率军讨平。隋文帝杨坚在代周称帝过程中，所遭遇到的最严重威胁，就是山东尉迟迥的叛乱。这不仅仅因为尉迟迥是“重臣宿将”，更因为叛乱发生在旧齐境内，关东的大姓豪强本来就对关中政权“情犹自疏”，因此不少人参与了尉迟迥的起兵，史称“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31]。《隋书》卷58《辛德源传》：“及齐灭，仕周为宣纳上士。因取急诣相州，会尉（迟）迥作乱，以为中郎。德源辞不获免，遂亡去。”辛德源亦为周武帝平齐后随驾入关的十八名文士之一，他也跟李仲举一样，入关后又请假回到了故国京师邺城，被卷入尉迟迥之乱。又《北史》卷32《崔鉴附崔子枢传》：“仕齐，位考功郎中，参议五礼，待诏文林馆。……仕周，位至上士。预尉迟迥事，被诛。”同为博陵崔氏的崔达拿，入周后，“大象中使邺，属尉迟迥起兵，以为总管司马，迥平，伏诛”[32]。此外，旧齐士人广平宋孝王、渤海吴遵世，亦曾参与尉迟迥之乱[33]。前引《房彦谦传》载，北周派遣的齐州刺史辛遵为贼帅辅带剑所执，彦谦一封书信，辛遵即被送还，而且“诸贼并各归首”。反之，房彦谦若起兵反周，也同样有号召力。清河房氏不过是山东第二流士族，诸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等山东高门，由他们领导或参与叛乱，对当局的威胁之大，后果之严重，自可想见。即使他们不情愿参加，也往往因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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