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曰：允明异夫近代学士，辨之弗明，辄措安之，往往视古人臧否事为应趋，背劝惩，每至朱紫易采，土炭倒衡，非尽由其不思，抑党同比周，迷弃本情，怵势以乏勇也。于是素所研揽，好恶必察，平心反复，群而不党。姣丑既辩，予夺皎然。其间，慕善若懿亲，疾奸犹至仇。烝民秉彝，回鉴即得，何必强抑皇畀，偏逐时情者哉！然以为至当无二，未决谐否，期就有道，积久弗露。今焉日月逝矣，河清几时？一日翩然取一二大者发列之，命曰《罪知》。或有往昔讥评，悬符鄙见，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亦颇条撮梗系而辅之。然斯本自心师，非劳旁启，故时复尔，弗藉繁援。又如朝章风草，理绝从违，世务蒿眸，谈非容易，不忘言者，具在《通》、《杂》二篇，兹亦不及。噫嘻！是耶？非耶？我不敢知。盖宇宙茫茫，终归腐亡，聊自信以行志，无论知不知，毁誉祸福，虽然将怒骂者滔滔焉，亦听之而已矣。

明确表示对那些“强抑皇畀，偏逐时情者”的虚伪不以为然，而自己则要“本自心师，非劳旁启”，对历史做出独立的真情评价，“是耶？非耶？我不敢知。盖宇宙茫茫，终归腐亡，聊自信以行志，无论知不知，毁誉祸福，虽然将怒骂者滔滔焉，亦听之而已矣。”表现出对自我充满自信的肯定，和有意张扬自我精神的“狂者胸次”。

    在晚明一些富于独立精神、张扬自我意识的史学家看来，成为真正史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自己对历史是非的独立的价值判断，认为一步一趋地对前人鹦鹉学舌，只能失去史学家的独立人格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史家：“今之践迹者，皆婴儿之类，须赖有人在前为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事也……今之所谓师弟子，皆相循而欲践彼迹者也，可不大哀乎？！”[10]（卷32《孟轲》）甚至提出的“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10]（卷首《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对史学家的这种要求，“异端之尤”的李贽，在《藏书·史学儒臣传》第一传《司马谈、司马迁》之后，曾有深刻的阐述。针对班氏父子说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的批评，李贽论道：

        李生曰：此班氏父子讥司马迁之言也。班氏以此为真足以讥迁也，当也。不知适足以彰迁之不朽而已。使迁而不残陋，不疏略，不轻信，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则兹史固不待作也！迁、固之悬绝，正在于此。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已。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贵于言也？此迁之史所以为继麟经而作，后有作者，终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笔则笔，削则削，初未尝案古圣人以为是非也，故虽以游、夏文学，终不可以赞之。言不待赞也，而况为之传与注乎？盖夫子之心，则天下后世之人自知之矣。至其言之不可知者，初无害其为可知，又何必穿凿傅会，比拟推测，以求合于一字一句之间也。当时惟有左氏直传其事，使人详其事，览其词，高下浅深各自得之。故昔人有言，左氏本为经作，而《左传》实自孤行，良有见也。《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作也，其不为后世是非而作也，明矣。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信非班氏之所能窥也与。若责以明哲保身，则死于窦宪之狱，又谁为之？其视犯颜敢诤者，又孰谓不明哲与？

李贽的《藏书》，是中国史学史上，明确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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