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为至善，而其德为明德也。至善者无善无不善之谓也。惟无善无不善，乃为至善；惟无可无不可，始为当可耳。若执一定之说，持刊定死本，而欲印行以通天下后世，是执一也。执一便是害道！

这样李贽便在王世贞论述的基础上，又向张扬自我、否定既定的思想权威的立场跨近了一步。

    反对“执一”，反对以既定的权威是非价值标准衡评历史，裁量历史人物，实际也是晚明很多史学家的共同的思想倾向。例如李贽的挚友、史学家焦竑在他的史著《焦氏笔乘续集》卷三中说：“圣贤之言岂一端而已？学者当曲畅旁通，各极其趣，安有立定一说，而使天下强屈其见，以从一家也！”[19]明末的史学家张岱的《四书遇》亦表示了同样的观点，一再强调：“盖一执，则非独未得者不能进，即已得者亦块磊不化之物矣。”[20]（《论语·子罕第九·缊袍章》）所以“执一便是害道”，也是晚明士子张扬自我的抗议呼声。

既然认为执一就是害道，反对执一之说，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不执一？不执一，执什么呢？晚明学者邓以赞认为“学问须求自得”，须“从身心上寻”，[3]（卷21《邓以赞传》）史学家焦竑说：“学道者当尽扫古人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19]（《续集》卷2）史学家张岱亦云：“凡学问最怕拘板，必有活动自得处，方能上达。”[20]（《论语·学而第一·时习章》）吕坤干脆直白：“我只是我！”[12]（卷1《谈道》）“此心果真有不昧之真知，不可强之定见，虽断舌可也，决不可从人然诺。”[12]（卷1《存心》）这些就是说是非评判的标准应出自主体的判断，一切既定的尺度都是应该扫除的“刍狗”。关于这点，李贽曾撰述了《童心说》，做了理论性的阐述。

《童心说》在李贽的哲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一般多以它为依据讨论李贽的文学思想，其实它也是反映李贽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在这篇论文中，李贽首先界定了什么是“童心”，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这里，以“真心”及“最初一念之本心”来界定童心，显然具有从孟子到王阳明所说本心或本体之知，以及王畿所说的“初心”和泰州学派主将罗汝芳所说的“赤子之心”等观点的学术联系，[3]但是李贽更把“童心”作为个体存在的依据，所以李贽进一步阐述说：

        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11] （卷3《童心说》）

这里，李贽将外在的义理与内在个体的本真相对立起来。在李贽看来，“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就会“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障住自己的童心。“障其童心”的结果是使童心丧失，而“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就会“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总之，李贽《童心说》的根本思想，是要通过对既定之理的拒斥来达到维护自我本真存在的目的：

        苟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11] （卷3《童心说》）

联系李贽《焚书》卷一《答耿中丞》所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以及《焚书》卷五《贾谊》所云：“班氏，文儒耳，只依司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论也，立论则不免搀杂别项经史闻见，反成秽物矣。”则其从主体存在的意义，拒斥既定的普遍之理对个体的强制压抑，或者说否定所谓的“执一”，强调个体思想自由的思想便格外清晰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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