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很多涉及历史评论的言论或著作都或多或少表现出这种反对既定的权威是非，追求独立表述自我观点的思想倾向，例如当时的吕坤，就认为真理的认识，“人人都有分”，谁也没有权力垄断。他说：

        道者，天下古今公共之理，人人都有分底。道不自私，圣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圣人之道”；言必循经，事必稽古，曰“卫道”。嗟夫！此千古之大防也，谁敢决之？然道无津涯，非圣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时复，非圣人之制所能尽。后世苟有明者出，发人所未发，而默契圣人欲言之心，为圣人所未为，而吻合圣人必为之事。此固圣人之深幸，而拘儒之所大骇也。[12]（《道体》）

所以他因有感于朱熹的《通鉴纲目》“人拟之《春秋》”，“后人奉若蓍蔡，噤不敢出一语”，而实际上却是“宗孔子所讳以为书法，无乃泥其迹而失其义”，其中“有关于世教略而不书者，有关于国体可以不书者，有事系纲常不可以人废人者，有渠魁协从不可以概论决者，有罪坐所由不当理见获者，有舍其重而罪所轻者，有迁怒而加以无罪之罪者，有劫于重大之名而乏南史之直者，有大书而分书、当分书而大书者，有当附见而特书、有当特书而附见者，有好恶之过而予夺不协于中者”遂“厘之共七百七十六则”，撰成《纲目是正》一书，来“颠倒”朱熹所定的历史是非。[13]（卷3《纲目是正序》）此外如钟惺《史怀》“隐括正史而论断之”，“上下数百年，扫理障，决群疑，洗沉冤，诛既死，是是非非，唯唯否否，一裁之道义经权而各成其是”，[14]（卷首《陶圭甫题刻〈史怀〉序》）表述自己对历史的不同裁决。陈继儒则“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遂撰《读书镜》十卷以明之。[15]（卷首《自序》）甚至士子吴从先等根据姚舜牧《史纲要领》改编、并托名李贽的《史纲评要》，虽然很多具体的观点与李贽相悖，但是在序言仍然借李贽的口吻表示说：“人各一是非，我亦一是非。布衣可以参衮钺之权，月旦非以擅《春秋》之柄。遇恨则骂，遇嬉则笑，遇快则赏，遇奇则惊。遇愤激则按剑相从，遇节侠则欲以身代。可以史臣之肺腑通之我，可以我只肝胆照史臣，纵口横笔，太史公复起不易吾言，而后读史无遗憾也……故同是不妨独非，同非不妨独是，莲华作舌，芙蓉为剑，爱则亲，疾则雠也。千秋万国，昏明之异君而忠佞之异臣，一听其笔舌以发落……卓吾乃敢取所评定者以贻史臣辱？噫，既评矣，又安得不另立议论与史埒！”[16]（卷首《序》）其张扬的自我意识，自信的狂者胸襟，鲜活地跳动在这部史评著作序言的字里行间，展现着当时一些史学家对于历史价值评判的问题上追求独立意识的精神躁动。

三 “是非无定质”与“执一便是害道”：晚明史评的理性精神
    晚明史学评论中这种极力张扬自我，以至表现出强烈挣脱封建正宗藩篱的思想倾向，是与当时从否定程朱理学强调以封建纲常为基本内容的天理对社会的绝对统治的理论，走向抗议封建思想文化专制的社会思潮相一致的。应该指出，王阳明心学理论中对于心体“无善无恶”的规定，在当时，也是晚明史学家在历史评论中表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对“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的理论依据。[17]（P237）

    王阳明晚年曾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话概括他整个心学的逻辑体系，[4]（卷35《年谱三》）在这所谓的“四句教”中，由于王阳明将心体规定为“无善无恶”，所以其逻辑的推绎必然为主体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空间，因为所谓“无善无恶”在逻辑上就意味着可善可恶，而以这种可多向发展的品质来界定体现天理的心体，其结果则突出了主体选择的可能性和固定权威的消解。此后王阳明的高足王龙溪畿更对“无善无恶心之本”向“无”的方向发挥，形成他的“四无”说，即“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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