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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政府与私营工商界（1949-1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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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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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即使确有税法根据，也可以把逃税户弄得破产。”[12]（p157）上海工商界感到难以接受，有的通过工商联、协商会议等大提抗议，有的则干脆采用极端做法来示威。当时主管上海财政税收的顾准两个月内收到一大堆匿名恐吓信，以致公安局配备了两名警卫员保护顾准的安全。
此外，私营工商界还进行了停工停业示威。1950年1月上海工业方面向工商局申请歇业者159件；2月161件；3月243件；4月370件；5月500件；6月上半月108件。[13]（p427）据14个较大城市的统计，1950年1月到4月间，共有2945家工厂倒闭；在16个较大城市中，属于半停业状态的商店达到9374家；到4月下旬，上海市倒闭工厂1000多家，停业商店2000多家。[14]（p739）大规模的停工歇业多出于迫不得已，但也不能排除私营工商业者有以此向政府示威的企图。
上海工商界的抗议给市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从3月中旬至4月初，上海市市长陈毅连续三次打电报给毛泽东，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及党内错误倾向。在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第三份电报中，陈毅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公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15]（p70）
工商业的正面抗议和停业示威终于迫使中央作出了妥协。1950年春，毛泽东提出“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16]（p101-102）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再次强调“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17]（p52）讲话传到上海，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各界“表示拥护，其悲观失望可相对减少”。[18]（p74）
华东、华北等地根据中央指示都采取了针对措施。上海市调整公私关系，改善劳资关系，适当减少税收。华北局提出了5条对策：纠正党内“左倾”情绪，克服“先公后私”和“只公不私”甚至企图取消商业资本的错误思想；消除私人工商业者的顾虑，鼓励工商业及早复业，维持正常生产；划分公私企业经营范围；对私人工商业成立专门机构来领导；教育工人维护、发展生产（共6条，涉及私营工商业的为5条）。[19]（p381-382）
在政府调整下，各地渡过了经济危机，但就整体来说，工商业凋敝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私营工商界对政府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怨恨。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说，“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20]（p74）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政府开始大规模对工商政策进行调整，一来发展生产，二来缓和与私营工商界的紧张关系。
调整主要围绕三个基本环节展开：第一，调整公私关系。内容包括由政府或国有企业委托私营工厂加工定货，以维持和促进私营工商业产品销路；适当减轻私营企业的税收负担；国有商业在限制私营商业投机的前提下，在经营范围、市场管理、价格等方面给私营商业让路。第二，调整劳资关系。主要措施就是在工商企业中建立劳资协商会，一方面保证工人在工厂企业、商店中的民主权利，一方面也给予资方一定的经营权。第三，调整产销关系。目的是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为此，中央政府财经部门先后召开一系列专业性会议，由公私代表协商解决产销中的公私分配问题。
经过三个方面的调整，工商业迅速复苏。1951年与1950年相比，私营工业户增加11%，私营商业户增加11.9%.[15]（p81）1950年年底，苏南各城市和主要集镇增加8000多工商业户，棉纱产量比1949年增加36%.[21]（p43）能赚到钱，私营工商业者当然高兴。上海“过去逃走的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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