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建国初期的政府与私营工商界（1949-1952） |
 |
时间：2009-7-24 13:58:10 来源：不详
|
|
|
本家，近来亦多有回沪重理业务者。工商界情绪已逐渐稳定”。[22]（p427）河北省“私营工商业者的情绪一般趋向稳定，有的积极活动起来”，[23]（p434）张市（可能是指张家口）“资本家情绪提高，歇业风气已经过去”。[24]（p434）太原染织厂股东看到产品质量提高，成本减低，销路顺畅，满意地说：“干吧！这可有办法了，只要我们染织厂搞好，它就是我们的摇钱树！”[25]（p435）“一般工商业者，对我党平稳物价、调整公私等各项政策，表示热烈拥护。他们说：”共产党的政策变好了，今后买卖好做了，利虽不达，可是稳当。‘“[26]（p49）”这一年，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舒畅。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从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加工、定货、包销、收购中得到的利润，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他们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初步消除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所谓共产党要挤垮私人资本主义，要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等等传言和思想疑虑，在渐渐消失。“[15]（p81）
三、政府与私营工商界矛盾的激化及其解决
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政策对私营工商业走出经济困境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经济好转，资本家发现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援助措施并非“恩惠”，而是束缚手脚的“套索”。醒悟过来的资本家开始以不同的形式反对加工定货。直面拒绝者有之，委婉抵抗者亦有之，一度缓和的“官民关系”复趋于紧张。《人民日报》对此严厉斥责：“当他们发生困难的时候，政府以加工定货的方式援助他们克服了困难；现在加工定货，也仍给他们以合理的利润，而他们却忘恩负义，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了。有的私营厂商竟无耻地宣称：”去年春天我们在困难中，政府委托加工定货是‘雪中送炭’，我们是欢迎的；现在不需要‘锦上添花’了。‘他们唯恐赚钱不够多，总想脱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正常轨道。他们不愿接受加工定货，或者接受之后用种种无耻的手段捣鬼，企图为所欲为地投机取巧，牟取暴利。他们以为人民政府的干部是可欺的，他们以为人民政府对他们是无可奈何的。可是，他们想错了！人民政府是决不会听任他们为所欲为的。“[27]
政府当然不能容忍私营工商者“私欲膨胀”，只是经济上还要依赖他们，才“先礼而后兵”，主动妥协。上海工商局和有关部门对资本家进行思想教育，要求私营工厂服从国家需要，自觉接受定货；其次对部分明显偏低的产品价格进行适当调整，来调动私营工厂的积极性；再次对时常比较紧缺的工业原料均由工商局或有关国营公司进行核配，以保证国家需要；市工商联还推动各业订立行业爱国公约，组织同行业相互监督，将承接加工定货制度化。[27]
在私营工商界的“半推半就”中，加工定货制度基本维持了下来。国民经济尤其是国营经济在对私营经济的“帮助”中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中央政府并没有因此增加对私营工商界的好感。相反，资本家在加工定货制度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及个别资本家惯于投机的本性激起了中央政府深深的不满。1952年初，积聚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内心已久的不满终于彻底爆发了。
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向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三反”时提到“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12月20日华东局报告亦提到“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15]（p221）商人问题由此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2月31日，毛泽东对来汇报工作的薄一波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16]（p167-168）
1952年1月5日，北京市委送交中央的“三反”再次提到了工商界问题。毛泽东对于商人的偏见和厌恶被彻底激发了。他当即批示：“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28]（p21-22）“对于一切犯法的资本家，无例外地均应抓住其小辫子，分别轻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惩治和批判。一部分罪大恶极者，没收其资产。”[29]（p40）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在大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欺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的指示。一时间，大街上店铺里都贴上“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有的厂子里已经开始张贴大字报。
为迅速有效地将不法资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