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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政府与私营工商界（1949-1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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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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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史学》2003年第3期）等。
②李立志的论著《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和师吉金的论文《1949-1956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之变迁》对此问题分别进行了初步探讨。
①在保护私营工商业问题上，党内意见并不统一。刘顺元的讲话发表后就遭到了中央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的批评：“将工人、店员与经理、厂长一视同仁，毫不区别地统统看成我党服务的对象，这是不妥当的。共产党在城市中服务的对象，应当是而且只能是工人、独立劳动者、学生、店员等，即包括体力与脑力劳动者的一切劳动者，而不能是剥削阶级。共产党为厂长、经理服务，这是讲不通的。为工商业服务，这种说法也是笼统的、没有分析的。我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是有原则的，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为工人阶级服务的，而不是无原则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资本家服务的。”由于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不赞成其激进观点，刘顺元才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见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但在1950年3月间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工商组讨论会上，激进观点仍有很大市场。当时的发言记录稿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要在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等方面与资产阶级“争利”，要限制和排挤私营工商业。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心态比较平稳，保证了各地城市接管期间私营工商界个人财产的安全。（见《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294页。）
①以往研究论及“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时，过分强调上海资本家的“反动性”和“投机性”，可能不并不是太合理。上海解放后，对中共有极端偏见的资本家早已逃往台湾、香港等地，留下来的即使不满意共产党恐怕也没有多少人存在“与新政府为敌”的念头。吴景平、张徐乐等关于建国初期上海金融业的研究表明，私营组织在维护自身正常利益的前提下亦非常主动地配合了政府工作，为上海工商业渡过难关起了重大作用。个别参与投机的资本家，更多的可能出于“暴利”考虑，甚至可以说是在民国时期形成的惯于投机行为的自然延伸，不一定是故意给新政府捣乱。特殊时期的政治氛围促使新政府多从斗争的角度考虑问题，才将经济领域中的常见违规行为定性为带有政治色彩的捣乱事件。
①关于五反中工人、店员与政府的联合，以及由此导致的新关系格局，笔者将在《工人、资本家与共产党：关于1952年五反运动的政治分析》（未刊）一文中详细论述。
①材料显示，并非所有的资本家经过五反后都温顺如羊。个别地方的资本家显示了极其顽强的个性，比如广州“不法资本家则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反扑，对工人公开实行‘三停’，劳资纠纷增多”，“该市资本家竟嚣张到公开聚会活动，全市经常有千余人聚集于南岸茶楼，喝茶讲怪话，并公开在墙上写打油诗讽刺工人和‘五反’运动，有六、七十人曾倒劳动局请愿，甚至殴打工人，全市有一万三千五百九十七家资本家有‘三停’现象。”（《检查武汉广州等六市私营企业工作综合材料》（1952年10月），《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911页。）上述记载都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下做出的，偏差在所难免。但即使剔除偏见，也能从中感受到南方资本家不易屈从的个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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