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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政府与私营工商界（1949-1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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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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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老板的担心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当时几百万中小工商业者心态的缩影。
为了稳定私营工商界的恐惧情绪，中共高层和各大城市军管会迅速召开会议，解释新政府的工商政策。刘少奇到天津视察时表示：“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5]（p204）陈毅在上海表示：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3]刘顺元在济南表示：“平分工商业是对社会不利的，中共从来无此主张。如果有的工商业者农村有土地，那就要遵守政府的法令，实行分配；但是绝对不许侵犯工商业，决不会叫工商业者回去被斗争。”[4]（p213）向明在青岛示：“在中国现阶段来看，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问题，故对私营经济必须给以发展的机会，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一概予以保护。但我们反对投机取巧及囤积居奇的那些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如洋钱贩子必须禁止。”[6]林彪在武汉表示：“我们的政策是要大力发展私有经济而不是限制它不得发展”。[7]（p114）新政府表明工商政策后，各城市私营工商界的恐惧情绪逐渐散去，开始主动配合中共接管工作。①
在私营工商界配合下，城市接管进行得非常顺利。接管完成后，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商业恢复。由于常年战争，各地工商业已基本陷入破产境地。以工商业最为集中的上海为例，原料来源缺乏，棉纺业平均存棉不足一个月，每星期开工只有3昼夜；产品销路不振，工厂普遍有货卖不出去；成本与售价脱节，制成品贬价销售，尚没有人要，工业品与农产品之剪刀差，工厂商店普遍亏蚀。[8]（p31）为渡过经济难关、恢复工商业，各地政府采取了诸多积极措施，譬如上海工商部门代私营工商业主向业务机构“代洽收购成品（火柴业、针织业等中小工厂），介绍他们去申请原料配给（如解决橡胶业的汽油问题）和运输优势（如迁厂可半价等），以及反映资方的困难，协同劳动局处理劳资纠纷”。[8]（p32）1949年北京市花纱布公司向私营染织业收购和以原料换成品的布匹，占该业总产量的54%；上海市花纱布公司以代纺代染、短期定货、收购等方式维持了全市2/3以上的私营纺织染厂；天津市粮食公司对私营面粉业的加工占该业生产总量的70-80%.[9]（p107）一方面生产经营开始好转，另一方面受到新政府各个方面的照顾，一般资本家的态度亦有所转变，大都认为“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稍具头脑的”，意识到“大局已定”，开始主动与新政府合作。[8]（p33）
但是，由于私营工商界和政府都缺乏足够的相互信任，所以其合作非常脆弱，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诚信。1949年下半年的物价飞涨终于导致了双方关系的恶化。在这场风波中，惯于投机的资本家各显神通，企图象民国时期一样凭借聪明谋取暴利。但他们精明的脑袋打错了算盘。新政府最痛恨的就是“不劳而获”的商人，也最不能容忍私商投机行为。更何况新政府立足未稳，投机行为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国民党“捣乱”而视为“政治事件”来处理。果不其然，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部门和各地政府按照中央意旨，一方面调剂资金和物资“以毒攻毒”，另一方面直接封锁证券大楼，逮捕投机分子。①政府的软硬兼施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资本家们不仅亲身体会了中共的政治威力，也真正认识到中共与国民党的统治区别。有投机倾向的开始收敛，规规矩矩做生意的则更加约束自己。大多数人都努力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言行，适应新政权下的新生活。长沙的工商界甚至主动组织了参观团到华北、东北的大城市访问，了解老解放区工商业的新动态，学习老解放区工矿企业的管理经验。[10]
二、私营工商界抗争与政府妥协
陈云等人在上海的“快刀斩乱麻”让私营工商界体会到了新政府的威力，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一些重要私营行业组织对于政府工作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配合。比如上海钱业公会在维护同业利益的同时，亦努力配合政府督促钱庄增资，并对违法钱庄予以公示警戒。[11]然而1950年初政府的税收政策再度搅乱了刚刚趋于平静的“官民关系”。
1950年1月，中央财委指示上海在3月份内“通过公债税收各三千亿（万）来征集一大笔现金资金（具体数字可能不确切），以平衡财政，稳定币值”，但1949年上海工商业利润有限，完成任务很困难，于是税务机关便在“重罚”两字上做文章，“组织直接税局检查室的工作人员出去查帐，查出问题，从严解释税法，从重课处罚金。这种逃税处罚和公债征募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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