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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政府与私营工商界(1949-1952)

时间:2009-7-24 13:58:10  来源:不详
家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政府充分借鉴吸收了革命时代积累起来的对敌斗争经验。毛泽东指示,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鼓励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统一战线。同时,要多方面展开,内部(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营工商界)同时进行,领导机关和法庭密切配合,报纸与广播则作大力宣传,并注意组织机密消息的内部通报。在具体操作上,必须有充分准备,先组织检查小组攻克最顽抗且有确据的资本家,然后一批批地查下去。根据毛泽东指示,各地政府对工人和店员进行了充分动员。政府专门颁布了关于保护工人、店员不受打击报复的文件,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工人和店员得到政府的支持后,亦焕发出了强烈的斗争青春。他们在工作队指导下游行、诉苦、检举,并说服高级店员加入进来,从各个方面对资本家进行“教育”。在最后结案处理阶段,政府还号召工人店员进行“把关”,以显示工人店员的“主人翁”地位。政府与群众结合的威力在这次运动中再次得到了有力的验证,资本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①

  对于“五反”,有些资本家最初不太明白,认为“三反五反还不是政府要钱”。[30](p143)但他们估计错了,中共中央发动五反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31](p440)既然立足“改造社会”,暴力自然不可避免。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较为出格的批斗行为。多数资本家没经历过来势凶猛的批判运动,惊慌失措,不知所终。他们“一怕过不了‘五反’关,二怕下不了台,三怕企业完蛋”,在交代问题时“个别资本家神色突变,说话结结巴巴,举止惶惶张张,有时发抖”。[32](p106)有人受不了,想吃安眠药,想跳黄浦江,工作组及时做工作才没“成行”。有人认为自己“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从容面对。但运动一来,不管是做过亏心事的还是没做过亏心事的都要一一交代。香港大成老板积极认购公债,捐献军事物资,五反开始后主动把账册交出审查,却换来了一个月的大牢。[33](p13)资本家力量比较集中的民建会受到的冲击最大,运动中一度出现过“火烧工商业,打劫民建会”的口号。许多资本家逃不过去,胡乱交代,或者揭发别人。有的人实在没办法,就把自己的赢利算做偷工减料交代。[34](p121)

  决大多数私营工商业者明白,抵抗是行不通的。一半为了逃避,一半也是为了委婉地显示不满,许多地方又发生了商人大规模要求歇业的情况。即使正常维持经营者,也工作不积极。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华东区的私营商业出现了严重衰退,商品经营量实际衰退了31.54%.[35](p171)其他地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武汉工商业大户消极,中户观望,小户积极,“(河北)永年原有十余外庄,现仅剩三、四个外长撑门面,仅该行资金积压已达六亿之多”,“百货业大户怕犯错误,担心自己的前途。他们反映:”反正是节制资本‘,’我们是被判处徒刑、缓刑(期)执行的阶级‘。“[36](p372)

  一方面鉴于工商凋敝,另一方面也觉得已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1952年5月份,中共中央发出对违法工商户进行处理的指示,着手结束运动。工商户被划分成五类分别进行最后结案。第一类是守法户,第二类基本守法户,第三类半守法半违法户,第四类严重违法户,第五类完全违法户。惩治重点放在个别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身上,对于一般违规者则以补税和罚款了事。实在困难者还可以申请减免。

  6、7月份,“五反”作为一项社会运动结束。但五反运动对资方带来的心理冲击却难以在短期内消除。由于结案程序复杂,许多人没有最终定论。消极营业、歇业等行为继续存在。太原工商业的“大户思想有顾虑,摸不着底,躺倒不干;中小户要求外出活动;而有些小户则仍投机”。[37](p521)上海资本家“按其对于社会的影响来说,现在是三动七不动,小动大不动”。[38](p522)河北私营工商业,“最近大量要求歇业”,各城镇工商业者大喊税重,“有的以歇业来对抗政府”。[39](p901)“北京天津等20个大城市(不包括上海),1952年5月份申请歇业的为开业的145%,6月份为198%,7月份为220%.[40](p907)

  对五反中的过激问题及其引发的工商业衰退,中共中央是了解的。所以在结束“五反”的同时,中央也开始对工商业进行二次调整。1952年6月24日,陈云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上围绕加工定货的利润和规格问题、私营工商业贷款问题、税收问题、劳资关系问题等等,谈了中央的意见。大体倾向是纠正前期政府和工人在对待私营工商界方面的过激举动,保证他们获取适当的合法利润,帮助私营工商界重新恢复。经过几个月的商讨,中共中央于11月12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指示提出,目前公私关系紧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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