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代选举制度的终结

　　废除科举首先意味著一个确立于唐代，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基本政治制度的消失，但还不仅此，它还意味著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结束。因为，由唐至清的科举（考选）与此前由汉至隋的察举（荐选）实际是不可分开的。它本身正是由察举发展而来，是为了克服其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察举制度和科举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一个整体。它的名称和丰富内容可见之于正史的「选举志」，以及典章制度著作中的「选举典」、「选举略」或「选举考」等。科举的废除则整个地改变了古代选举的主旨和方向。

　　秦王朝统一中国，其形成的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模式，为后世选举入仕的制度化提供了一种直接的客观需要和可能。汉朝承袭了此模式，但在官员的来源上颇思改弦更张，到建立王朝之后六七十年，其「统治阶层的再生产」终于发生了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化。文景时已有不定期的「贤良方正」的特举，而就在武帝时的一次特举中，董仲舒提出意见，反对任子、纳资取士，主张「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3，这样，终于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举看似不起眼，却正如劳干所言：「开中国选举制度数千年坚固的基础。」4元朔元年（前128）又有诏书规定必须举人，批准了有司所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察举由此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并不断完善细则、增加其他名目，确定奖惩。我们翻阅《汉书》，时有「坐选举不实」而免官的记载。博士弟子课试也渐成制度，开后世选举与学校相结合的先河。

　　作为荐选的察举的特点是「人对人」，好处是常能看到人的全部：不仅文章、学问，还有德行、干才；也不仅一时表现，还有平日作为，乃至于家世根底，但假如推荐者私心膨胀而又外无制约，荐选也易生营私、结派、请托、谬滥的流弊。这时有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条路是把开启的门关小，使统治层相对封闭，上升之途更加缩小，客观上可以减少觊觎之心与奔竞之势；另一条路则是索性让门完全敞开，使统治层向所有人开放，只是每个人都要经过一套严格的、同等的考试程序才能达到高位。

　　东汉以后的选举在头几百年（魏晋南北朝）也许是走了前一条路，而之后的一千多年（唐至清），最终还是走了后一条路。于是，以「自由投考」和「以程文为定」两点为基本特征的科举在唐代正式确立。又经过宋代采取锁院、糊名、誊录这些隔绝考官与举子，只凭程文而不再见本人的措施，除了考场上的文章，其他人的因素几已淡化为零，考官不知试卷作者为何，更勿论其家世背景。其他种种防弊措施也都在加强这一点。由此遂导致「取士不问家世」原则在宋代的完全实现。在考场上的那一刻，考试者只剩下他自己面对一切。这种种人格淡化、取士之途趋一、考试内容趋一的发展，都意味著科举愈来愈以一种尽量客观、中立、平等的标准和工具理性来对待所有投考者和处理升黜。科举制度在明代实际上已完备定型。各级科举的层次、细则在明代得到了愈来愈精确的规定，构成了一张严密有序的大网。考试与学校的结合也达到了几近于浑然一体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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