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中国古代的选举并没有削弱等级制一样，它也没有削弱中国自有文明史以来就相当突出政治和官本位的状况。以平等为号召的「动员时代」也没有改变这一格局，甚至使政治变本加厉了。今天一个强势的政治运动的时代似已过去，但政治权力、政治体制对整个社会依然占据著压倒性的支配地位，与市场结合的权力体制甚至获得了更多的物质条件和动力，而官员们自90年代以来也更加具有自身所属群体的自我意识和保护意识。

五　新的开端？

　　那么，在这样一种前提和状况下，今天我们如何对待和处理政治？今天是否需要和有可能淡化或优化我们的政治？在此我们主要想从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给我们的教训和启发、古代选举制度（贤贤）和现代选举制度（民主）的比较的角度来提出一些问题。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现代选举注意的主要还是出口，是换人，它在和平替换方面是颇成功的，但在选人方面却并不那样成功；中国古代的选举注意的则主要是入口，是选人，它在选人方面颇为成功，但在替换方面却不太成功。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民主给更换不合适的统治者或径直就是政治的必要调整找到了一条和平的出口，那么，古代选举是否能在选择较合适的统治者的入口方面给我们以启发？古代选举制度是否能和现代选举制度有所结合？「贤贤」是否能和「民主」有所结合？少数统治是否能和多数裁决有所结合？重数量和重质量是否能有所结合？智慧是否能够和政治有所结合？这一结合是否能避免如古代中国政制那样常常官场人满为患、壅塞不通并且不易有政策的重大改变的情况，又避免如现代民主国家时而出现的那样权力与知识过于分离，竞选者与在任者为了哗众取宠、多得选票而并不真正考虑人们的长远利益和文明价值的问题？古代中国发达的政治机会平等与现代西方发达的政治参与平等两者是否能够接榫？古代选举制度中所表现出来的法治态度、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是否也能成为我们今天创新的思想和制度资源、给我们今天的宪政和法治建设以启发？如果把眼光扩大到整个社会，则一个社会的真正出路是否还是在于权力、财富、声望等各种资源的多元分流，使人们不再注意于政治一途，不再集中于做官一途，而是能在公平的条件下各得其所，各尽所能，而一种政治制度，也是否应主要以能促进、保护这种状况而衡量其正当和优劣？

　　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的确是够长寿的，但它在历史上也是不断遇到困境的。它从一开始也就包含了毁灭的种子，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科举注定是要终结的。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说，它的生命力也是够让我们吃惊的。它的萌芽、发展和终结经历了两千多年，这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代有甚么制度敢有以「千年」来计算的期望呢？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二十一世纪伊始，我们也许又面临一个新的开端。中国经济上正在飞速崛起，甚至已经像是一个巨人，但在信念、精神、观念和制度上并无多少自己独特的、可以吸引世界之处。它在很大程度上割断了自己的传统，而舶来的主义也并没有真正成为持久和广泛的「信仰」。故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也许还是一个跛足巨人。2005年初，一个象征性的老人赵紫阳逝世。人们对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似在又一次经历痛苦的失望。废除酷刑已经百年，而孙志刚仍被打死；废除科举已跨世纪，而教育状况仍不容乐观，官员选拔也仍然未上轨道，不成章法，跑官买官已成痼疾。宪政的目标似还遥遥无期。平等的理想也更多地停在纸上。「三农」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贫富又趋严重分化和地区差别等现象中，是否酝酿著未来社会激荡的风雨呢？如果再将台海危机等因素考虑进来，甚至战争的乌云也已开始出现？的确，中国需要面对过去几千年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新问题，需要走出一条新路，但我们的希望也许就在于返本开新。要循这一条路前行，也就需要在百年激荡之后恢复和保持一种对于「千年中国」的真实记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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