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古代选举中「岁举」的意义。有一位激烈批评美国民主的西方人士也承认：美国建国两百年至少有一件事是无可动摇的，这就是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这是任何现任总统也无法改变的。中国的选举制度也开始了一种两千年来、虽异族入主亦不能废的稳固的连续性，尤其在科举时代，逐渐发展到了一种皇帝本人凭个人意志也无可改变，到一定时间就必须举行，遇战争、大灾等不测事件也须补行或者易地举行的事情。皇帝也不可能随意予人功名5。今天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做一比较：目前中国社会最严格、最为人所重的考试是进入大学的高考，但它无论在严格和客观性、还是在地位的重要性上，更不要说持续的时间之长和涉及范围之广等方面，都还远远比不上科举的考试。这样一个本身最客观、最具个体主义和工具理性这样一些「现代」特点的制度，在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现代」时却首先要被废除，这真有点像是历史的揶揄。但这可能又是不得不为的，因为中国人面临的世界形势和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都已发生根本的变化。

二　「选举社会」的终结

　　以上是从政治制度著眼，然而，我们还可以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观察废除科举的重要性。这就是说，我认为中国这两千多年的古代选举制度的发展，已经反复锻造出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所以，科举的结束在我看来还意味著中国在春秋战国与二十世纪两次巨变之间逐渐形成和发展出来的一种社会形态的终结。我认为，中国在这样一种历史发展中，社会已渐渐由一种春秋之前的封闭的等级制社会──我将其称之为「世袭社会」（hereditary society），转变成为一种秦汉之后的流动的等级制社会──我将其称之为「选举社会」或「选拔社会」（selection society）。

　　当然，这还只是一种尝试性的假说或观察模式，我提出来是试图对中国这一较长时段的历史做一种宏观和连贯的解释。但我如此尝试自然还是相信它确有相当充分的解释力，是较接近于历史的真相或者说古人对自己的看法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结构」一词在「长时段」问题中居于首位。布劳（Peter M. Blau）指出，「社会结构」的定义是由下述这些基本要素所确定的：不同的社会位置、社会位置占据者的数量以及位置分化对社会关系的作用。富永健一说在社会阶层定义中所使用的关键概念是「社会资源」。我在考察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形态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从社会的角度说也就是广义的社会资源（主要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与声望）的不断再分配，统治阶级的不断再生产；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则是个人在一个社会中所能有的合理期望，个人所不断寻求的上升途径和发展机会。我同意贝尔（Daniel Bell）所说，财富、权力和地位的分配问题，「这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中心问题。」布罗代尔也认为，要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应用于过去，并从一开始就承认任何社会的基本任务是实现社会上层的再生产。

　　我不可能在这里细述我的观点的论据，只能简要地指出，要建立这样的概念解释框架，有必要观察古代选举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达到的地位，它是否成为「统治阶级再生产」的主要和正规的途径（「正途」），是否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杠杆，是否成为个人合法上升的正常渠道，它对社会其他阶层（包括占多数的民众）是否也有一种笼罩性的影响，以及由选举入仕的官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们所达到的最后地位，他们的家世背景和社会来源等等。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国传统社会通过古代选举制度所达到的社会垂直流动速率，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于达到的6。在我看来，在漫长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古代选举制度所造成的一种社会垂直流动，不仅已成为持久的结构性流动，而且这种结构性流动已使社会形成为一种流动性结构，即流动已进入了社会的基本结构，成为其持久不变的成分。

　　的确，中国内部一直在发生变化，包括回旋、曲折的变化，其各个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但其一致性也是相当高的。很多学者都同意：中国最具意义的社会巨变是发生在春秋战国和二十世纪两个时期7。在这两次巨变之间漫长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社会虽然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大致还是保持了一种相当稳定的结构形态8，那么，如何描述这一两千年未大变的社会结构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呢？可不可以对之做出一种概括性的解释？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将其称之为「封建社会」，这也是目前仍居支配地位的解释；受韦伯思想影响的学者则将其称之为「官僚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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