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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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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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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abeas 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引者）。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兹制者，诚宪法之科律也，吾当亟采之。”[xxvi]不幸，章氏的呼吁始终未被历届政府采纳，成了向21世纪中国移交的重大问题之一。
2．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
清末新政又一影响极其深远的改革是废除科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这一改革有三个特点：
一是逐步替代。1901年，清政府已着手改革科举，除立即废除武科外，下令从明年开始，文科乡试、会试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程式。与此同时，命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将原有的书院分别改设为大、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以期逐步取代旧教育系统。1902年制定了新的学制，翌年又加以修订，尽管有种种不足，仍不失为建立新教育体系的蓝图。这些措施促进了新式学堂发展，实际已将年轻一代的教育逐步转移到新的轨道上。废除科举，水到渠成。
二是当机立断。1904年，清政府决定用逐科（三年一科）削减名额的办法，十年内完成新旧教育的交替。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上奏：“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xxvii]要求立即废除科举。清政府批准了这个建议，一举解决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
三是注意新旧衔接。废除一个沿用了一千多年关乎整个知识阶层的制度，一旦作出决定，倒出乎意料地顺利。除新教育已逐步生长外，还有三个重要措施：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原有举贡生员尽量安排，稳定了数以万计的很难再进学堂的那部分士人。1905年开始，每年一次举行游学毕业生考试，合格者分别“赏给”进士、举人。新学堂毕业生也得到相应的荣衔。这些措施解决了新旧教育的衔接问题。改革过程非常平稳，没有什么震动。
科举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在前现代社会，知识阶层出路很窄，科举成了士子上升的主要通道。进入现代社会，这个制度的优长，已为公务员考试制度所继承；即使由于后来政权频繁易手，这一考试很不正常，中国向工商社会转型带给知识阶层的机会，也远非20世纪以前所可比拟。时至19世纪，文科举每科近20万考生，争夺1439名左右的举人名额，而中举后亦仅有1/3能得到一官半职。进士虽一般都能当官，但每科名额只有区区300名左右。[xxviii]仅与当时为了推广新式教育而办的速成师范，为改革官制兴办速成政法相比，数量已有天渊之别。问题在改革不够彻底，而不是忽视了传统。大学独立，思想自由，这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灵魂；却根本没有进入改革者的视野。海内外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改革瓦解了原有的凝聚力，是日后纷争的根源。其实，当时清政府为了培育和维护祖传的“凝聚力”，软硬兼施，可没有少花力气：读经占课堂教学总时数高达25—40%；[xxix]不准接触异端邪说，不准干政等禁令频颁；封报、抓人亦时有所闻。无奈历史进程要的已是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制度凝聚，而统治者仍乞灵于思想管制和镇压。后来的曲折另有原因，不能归罪于改革。
3．民主政制的开端。
1905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政治，设立考察政治馆（1907年易名宪政编查馆），并于11月谕政务处筹定宪法大纲，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向宪政前进的进程。1906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月下令设资政院；10月命各省速设咨议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会议开幕；1910年10月举行资政院会议；这些都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忘记的事件。
19世纪30年代，议院、三权分立、公民自由这些观念随着传教士闯入中国。[xxx]历经被国人视为海外奇谈、异端邪说等阶段，整整费时70年，终于为主流文化所认同。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文化变革。背后是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含辛茹苦默默耕耘，特别是戊戌前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成果。史家们早就指出，那些政治考察报告、要求立宪的奏章、变法的建议，乃至各种章程、法律，大都是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流亡者或留学生捉刀代笔，或由外国学者和留学归来的学人直接参与制定；好些大臣以《新民丛报》等启蒙报刊为写作奏章的依据，更是公开的秘密。以留学归来人员为骨干包括本国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知识阶层的形成，他们纷纷被各种新政机关所吸收，推动着官场文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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