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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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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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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变化当然不是单纯的观念更新的成果。关键在社会变了，力量对比变了，满汉权贵不得不变。以公民的自由权来说，清政府不但于1906年炮制《报章应守规则》，规定：“不得妄议朝政”；[xxxix]还在翌年所定《大清报律》中变本加厉，规定报刊均需在发行前送审；且“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xl]等等；开创20世纪中国以法律明文禁制言论自由的先河。直至1907年12月，清政府仍然严厉谴责“近岁各省绅商士庶……遇有内外政事，辄藉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簧鼓”；声言“维各国君主立宪政体，率皆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其开设议院专为采取舆论……固非人人皆得言事，亦非事事皆可参预。”下令要“将关于政事结社条规，斟酌中外，妥拟限制，迅速奏请颁行。”[xli]这个“上谕”，不但表达了限制公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态度，也再一次表明其立宪初衷是在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的同时，力求维护大权独揽体制。
可是，这立即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两个多月后，宪政编查馆、民政部会奏《结社集会律》，婉转地否定了这个不合时宜的“上谕”；明确指出：“窃维结社集会，种类甚夥。除秘密结社潜谋不法者应行严禁外，其讨论政学，研究事理，联合群策以成一体者，虽用意不同，所务各异，而但令宗旨无背于治安，即法令可不加以禁遏。其在欧西立宪各国……故自学术、艺事、宗教、实业、公益、善举，推而至于政治，无不可以稽合众长，研求至理。经久设立，则为结社。临时讲演，则为集会。”还说：“中国古昔……周末百家竞胜，各聚朋徒……隐与结社无殊。其后寓论证于讲学”。[xlii]力陈包括政治结社和集会在内的集会结社必要并使之合法化；虽对政治集会和结社仍采取批准制，并严格限制规模（政治结社不超过100人，集会不超过300人），其他集会、结社则实行登记制，大大拓宽了自由度。这些大臣所以敢于提出这些意见，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人公开和秘密组织的社团已在海内外星罗棋布。“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xliii]要镇压，谈何容易！二是他们比较了解世界文明的进程，如此剥夺公民自由，即使办得到，也实在过于野蛮。
1902年2月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后按章改名为商务总会），可说是中国第一个新式商会。它的建立，就是因为中英等国在上海谈判修订商约，英国政府根据在华英商商会的意见咄咄逼人；中方代表吕海寰、盛宣怀因对商情缺乏深切了解而十分被动；盛氏催促商界立即成立自己的组织，以便汇集意见和要求，扭转被动局面。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下达商部制定的《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推动各地组织商会。商部提出的理由是：“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xliv]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郑观应等人就反复呼号要商战，应组织商会及其他措施，30年后，终于为清政府认同。
此后，商会不但以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增长，且成长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中国的商会从诞生之日起，就有鲜明的特点：一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逐步过渡。传统的行会成了新组织的重要基础。以上海来说，四明公所（宁波会馆）、广肇公所（粤商）等地区商人的传统组织及传统行会（茶业会馆、丝业会馆……）均有代表参加，有的还成为主要领袖。沈阳商人早在1874年已自发组织了自己的“公议会”，处理商人和各行业的公共事务；直至1902年才奉命改名为奉天商务总会。[xlv]二是承担了好些工商管理功能。根据奏定章程，企业的信用公证、专利考核和申报、调解商业纠纷、帐本发行以及推动和支持创办公司，都属它的功能，商会成了工商企业家颇具权力的自治组织。三是组建消防队，组建自卫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武装——体育会（实际是准军事组织）和商团。北至东北，南至广东，几乎所有商会都先后组建了消防队和商团。最突出的是上海，1905年，以上海商务总会为背景，组成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承办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已经有点市政府的味道了。辛亥革命爆发，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各地商会功不可没，而原因之一是它们手上有枪。在民国建立后至1927年国民党夺得全国政权以前，各地商会除努力自卫维持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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