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有疆思无涯
——回看30年杏坛旧事与心路片断
李惠军
历史特级教师
《基础教育课程》2009年第4期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办
时光如水，浮生若梦。回首前尘，不禁慨然！
30年前，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进入了大学的“神圣殿堂”，转而又来到中学的“雅典园”。几度徘徊，依旧在历史和历史教育的坡途上游走攀援。即或也曾偶获心得，也算是刍荛之言，聊抒一己愚见而已，不敢妄言进入了历史教育的堂奥。岳飞尚有“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人生感叹，一个学步的行者，更不敢枉自窃喜。毕竟，行者所能涉足的“疆域”是有限的。然则，智者的思想之光将突破“疆域”的藩篱，在无涯的瀛寰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一、 “峰回路转”时困思
在中国，有一个以“77、78”命名的群体。不同于时下“80后”或“90后”，“77、78”并非这个群体的出生符号，准确地说是他们的“再生纪年”。他们从“狂热”的梦魇中初醒，带着对“国殇”的疑惑困顿，揣着对“理想”的美好憧憬，告别田野、牧场、车间，部队进入大学，开始了人生新旅程。我有幸也是当年在29：1的激烈竞争中被“择优录取”的“77、78”群体的意愿。
1977到1978年，共和国大事年表上注定要留下4个闪光字眼——“峰回路转”：从粉碎“四人帮”到恢复高考；从“两个凡是”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个人的命运往往与祖国、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常常伴随着时代的嬗变而改变生活的轨迹和境遇。我也在这个“峰回路转”的时期，经历了个人命运的“峰回路转”：中学生——农民（知青）——大学生。生活的时空、方向、内容都变了。其中重要的是在经历了“狂信”——“困顿”——“启蒙”过程后，我开始学会了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
1977年，作为共和国最后一代“知青”，我高中毕业后来到天山山麓，天池脚下的一片“广阔天地”，接受草原牧民的再教育。“文革”耽误了一代人，我却是个例外；“知青”年代是“蹉跎岁月”，但是我并没有蹉跎。知青生活并不是陶渊明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浪漫而恬淡。在那段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背负青天，面向黄土的单调、苦闷和艰苦的劳作岁月里，我开始思考自己未来，决心在那场即将到来的“生与死”考场上搏杀一番！1978年，我终于以小县城文科“榜眼”的成绩考上大学，走出了农村。回忆这段经历，我会经常错把欧阳修笔下“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的句子理解为“状物写景，借景抒情”！但是，有一点却是对于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和专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逆境求生，坚忍不拔！
77、78级大学生大多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先读了社会这本无字的书，再读有字的书，有着很丰富的社会阅历，理解力和思考力很强； 77、78级大学生无疑是历史的幸运儿。我在进入大学后，适逢整个民族反省“文革”。 我们这代大学生关注祖国的命运，关心民族的未来，具有规划江山的精英意识，更有悲天悯人的大众情怀。我们笃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因此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们如饥似渴囫囵吞枣地吸收各种思潮观点。对旧关系、旧观念的批评乃至反叛有如烈焰腾空，光芒四射。
那是一个洋溢着春意的年代，也是充满了理性的岁月。翻开已经发黄的日记本，我不经意间留下了当年的一段永恒记忆（1978年12月22日）：
早晨7点，和往常一样拿着碗筷去第三食堂打饭。半路上，当学校高音喇叭传来“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时候。一个震撼人心的“校园奇观”出现了。几乎所有的人顿时变成了一个个雕塑，伫立在寒冷的校园马路和宿舍外面，摒弃凝神地聆听着这个重大新闻。这种宁静和沉思，似乎是在经历长久的压抑之后，人们在孕育着一场盛大的狂欢。直到广播结束，人们好像才缓过神来。人们预感到，共和国的历史将会翻开新的一页，一个迷信的时代即将结束，一个理性的时代将从今天开始……
进入大学固然是为了学得一技之长。其实，更重要是要利用大学这个“文化场”来进行一种精神上的洗礼与修炼。而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洗礼，是在感受大学一代代留传下的文化传统和领略先哲们治学精神与方法中，潜移默化完成的。
大学期间，受到老师史念海和马正林教授的影响，我酷爱历史地理学。史念海先生是国学大师顾颉刚的高足。他与北大的侯仁之，复旦的谭其骧，并称中国历史地理学三位拓荒者。马正林先生见长于古都历史地理和关中历史地理沿革。马老师上课从不带教材，引用史料似江鱼回游、从容潇洒，令人叹服。在他们的影响和悉心指导下，我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自修大学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基础理论。根据史先生的建议，在涉猎历史地理研究之前，先要做一项基础工作，收集整理相关的文献资料，并且将这些资料分领域、分区域、分时段加以归纳，为将来进一步进行研究打下基础。先生还为我开据了诸如《西域图志》、《元和郡县图志》、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等几十本书单。两年下来，我整整抄录了4大纸箱的读书卡片。在此期间，还尝试地撰写了两篇关于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一篇叫《汴河·汴梁·汴京》是写开封历史沿革的。还有一篇叫《两汉何以屡争车师诸国？》是写西域的。大学毕业前，史先生挥毫为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宁可劳而无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而后乃有失业可言。——40年前受业于顾颉刚先生门下，先生为题此言，半生服励，受赐良多。今转录于此，以怡李惠军同学。
我经常告诫我的同伴和学生，大学远不只是学习知识的场所，它更是人类的“精神灯塔”和“文化圣地”。它要传承的，与其说是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知识，毋宁说是人类得以不断超越自身的精神品格，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自主、笃学、思考、躬行。
二、 “无奈入道”后苦思
作为在历史和历史教育行当中的一个行者，我已匆匆地走过了30年。历史教育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有它，生活才变得不致缺失，也不致乏味。
但是，我与历史教育结缘并非初衷。
1982年8月16日，新疆教育厅政治处。这个时间和地点注定要成为我命运的时空焦点。此时此地，大学时树立的梦想破灭了！我被新疆实验中学“中途劫持”了。工作当年，学校就启用我出任高三教学，并且担任文科班班主任。为了让校长兑现承诺，带走毕业班后离开中学。我几乎把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投入到了班级管理和历史教学上了。为了打消家长和学生对于我这个青年教师的怀疑并震慑和征服学生，我顽强地背下了当时人教育社编写的6本历史教材。把全部历史教材按照时代、专题和国别，用“纲要信号图式”的方法，归纳为复习大纲，甚至把全部教材文字刻写成“填空题”，若干“填空题”组合为一道问答题，油印成讲义发给学生进行自我测试。为了从情感上与学生融为一体，我除了上课期间与学生“摸爬滚打”之外，把行李搬进学生宿舍，与他们同吃同住，每天与学生一起上晚自修。昏昏沉沉地带出了第一届毕业生，居然在当年的历史高考中力夺新疆第一名，涌现出全疆文科状元，创造了文科班高考100%的骄人成绩。
此时，我完全可以离开中学了。但是，我却永远地留在了中学历史教育的岗位上。除了学生、家长的拥戴，社会的关注和学校的表扬之外，真正体味到成功的愉悦感和胜利的兴奋感的，却是一件小小的事情。班里有位男生，家里非常困难。高三第一学期末，他患了中耳炎需要煎熬中药，由于家住几十公里外的山区煤矿，又面临紧张的学习，他陷入了困难。我得知后每天在教工宿舍帮他熬药。后来，这位同学在高考中名列全疆第二名，被录取到中国人民大学。同学们在离开学校前纷纷给老师赠送礼物，但是他买不起。他和弟弟天天乞盼下雨，因为雨后山上会长蘑菇。总算盼到了一场大雨，兄弟俩赶快去采来了一小塑料带新鲜蘑菇，赶紧搭乘拖拉机来到我家。学生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家祖宗几代没有出过大学生，我是第一个，感谢李老师！”后来，孩子的父母——两个朴实的煤矿工人无法表达他们的激动，慌慌张张地给我鞠了一个90度的躬。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接受了两位近50岁的普通工人如此崇高的大礼，让我感到了一种伟大的神圣，一种精神的震撼。我似乎在无奈与痛苦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人生中，有时候是需要经受困顿和挫折的。否则，你就会忘乎所以、津津乐道，混事于惯性和平庸的生活之中。1986年，已故历史教育专家赵恒烈先生应邀到新疆讲学。先生对历史思维的思考与研究令人叹为观止！我似乎第一次意识到，历史教育原来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到了90年代初，当时的北师大刘宗绪和黄安年在高考命题中，出了几道对当时中学历史教育具有挑战性和启蒙性的题目。比如，“简述工业革命的后果，并据此指出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政治领域内世界上有哪三股进步的历史潮流，从中各举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再如，“在总结了工人运动后，恩格斯在逝世前（1895年）的最后一篇论文中说：‘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观察历史的主要着眼点什么？”今天看来，这些问题已经谈不上有什么稀奇了。但是，对于当时国内中学历史教育界而言，可以说是一场震撼。
这两件事情把我从自我欣赏和陶醉中刺醒，并隐隐感到一种潜在的危机。从历史教学的思维研究到历史学习的测量评价，从历史考试的命题变化到历史研究的前沿动态，我似乎突然感到自己就是一个井底之蛙，远没有领悟到历史教育的真谛。正是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之下，我开始了新一轮的“修炼”。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开始广泛涉猎有关教育心理学、课程教育论等方面的著述，并且结合实践加以思考总结，先后发表了《历史教学中展拓学生思维空间探微》、《历史教学中“注意”规律的探索与激发》、《沙塔洛夫“纲要图示教学法”在历史课堂中运用》、《历史教学中的情感因素研究》、《历史课堂教学的优化控制及其方法的选择》等一系列教学论文。1995年，我有幸在北京当面请教刘宗绪先生，先生为他推荐了与黄安年先生合写的《世界近现代史30讲》、《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齐世荣等主编的《世界通史》（六卷本）等著述，先生还建议他重新研读列宁有关帝国主义论的论著。
在阅读与思考中，我开始领悟经典之精髓和学术之精粹，而且对于历史教育有了一种新的感知。我感到，要想真正教好中学的历史课，是要有点境界的。起码，你对历史要有感觉。历史老师要寻找自己与浩翰历史长河的关系，要在历史中寻找合乎自身生命结构的底蕴，寻找那些与自己有缘的灵魂。与历史对话，与历史共鸣，在自身与历史的对语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语境与历史情怀。正是有了成功之后的冷静，喜悦之余的困顿和顺境之中的忧虑，才使我重新审视自我。这是一个艰难孕育期，艰辛阵痛期和艰苦的嬗变期。
1994年，在走上历史教育岗位的第12年，我被授予“中学历史特级教师”的称号。其实，我不过是一个在特殊时代应试教育背景下众多成功者中的幸运者，特级教师对于我来说仅仅是一个让我感到短暂兴奋的符号而已。
三、“二次创业”间潜思
历史是学问，历史教育也是学问。学问的道路是看不见尽头的，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路的前头和两旁有时确是风光明媚，走起来精神欢愉，但也有些时候景色晦迷，往往步履艰沉。
1997年2月9日，那是一个星期日。在绝对秘密的状态下，经过5个多小时，我从乌鲁木齐后飞抵上海。按照约定，我接受了进才中学校长袁小明教授的面试考察，并为高一年级学生上一节《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工业的发展》的课。课题是正式上课前10分钟给我的，经过片刻思考之后便尾随“押解”我的校长和老师信步走进教室……在同学们的鼓掌声中，这节带有“受审”色彩的课圆满结束了。校长当即表示欢迎我随时尽快加盟进才。此刻，距离我返回乌鲁木齐的航班起飞只有不到两个小时了……半年后，经过了艰苦复杂的恳求和斗争，我来到了这座充满神秘、浪漫色彩的国际大都会，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创业”。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落后地区的年轻特级，自然免不了林林总总的议论，其中也不乏嗤之以鼻的冷眼和嘲弄。一位长者规劝说：“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不能显山露水，要冷眼看世界。”于是，我以几近极限的毅力“伪装”着自己。
大概在我骨子里就又一种不甘时运摆布、不敢随波逐流，不甘陈规陋习，喜欢逆势而动的桀骜和反叛天性。我默默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在上海同行面前“闪亮登场”，打消大家的怀疑并赢得同行的认可。机会终于来到了！浦东新区的教研员要我给全市老师开一节公开课。记得当时我讲的是《法国大革命》。那天来了100多位教师，或许大家都想检验一下这位“冰山来客”的真实实力吧……课后，上海中学特级教师孔繁刚说：“李老师将法国大革命置放在整个时代背景下去考察，非常大气。把史学研究最前沿的动态和思想融入课堂，体现了历史课的时代感和生命力。这节课不论是语言的运用、材料的筛选、逻辑的理论，还是氛围的营造、问题的精妙、激情的感染，都堪称高水准的。通过李惠军这位来自偏远地区青年教师的这节课，我们也不得不清醒地审视，上海的历史教学到底在国内处于怎样的地位”！10多年来，许多老师还经常跟我谈及我这篇“处女作”。
如果说初次“亮相”还算成功的话，那么这种“从容、笃定和大气”或许应该源于一个行者在长期的思考中“厚积”、“问道”所沉淀出的些许专业悟性吧。我绝对不敢妄称有什么思想，这是一个完成时态。但是，我一直鞭策自己要进行思想，这是一个未来时态。佛教信徒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不生不死的“涅盘”境界，就是说达到了一种大彻大悟、完全超脱于红尘的忘我境界；道教信徒修身养性要达到的则是如庄周梦蝴蝶，不知是我梦蝴蝶，还是蝴蝶梦我的仙境。实际上这些境界无一不是修炼的结果：一是思想的修炼，二是行为的修炼，所谓“面壁十年图破壁”。生活在13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阿奎那提出，要实现自己人生的幸福，必须通过实践信仰、希望和仁慈这三种宗教德行，才能达到上帝所赋予的善的本性。其实说的都是思想和践行。
习惯于传统教学方式的成熟教师，往往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惯性和难以自察的惰性。在历史教育中，人们在强调“必然”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将其基点建立在“驯服偶然”的暴力逻辑之中。其代价是“偶然”的丰富性被“必然”的暴力逻辑所取代，使“必然”带上了炫目的光环。其危险是历史被裁剪成了单一乏味的某种既定的逻辑重复表演。当人们日益习惯运用新课改的理念去构筑“问题意识”的时候，对丰富的历史呈现力和带有感觉体验的人类内心活动的再现力却在加剧地消褪着。人们的提倡“问题意识”，不过是我们事先设定，并由预先给定答案的老师们组合成了一个必然性脉络的标识，再被严格组合进了历史课。历史的动态感、意蕴感就不断地被这架可怕的机器所绞碎、粘贴；然后再按照“必然规律”或“教学程式”的要求，去排比、归类，最后抽缩成一串串干瘪的历史教条。
我始终认为，课堂教学中的合作学习，师生互动必须建立在了解历史、围绕中心、聚焦问题的前提之下，互动的要害在于“神动”，也就是激烈的思想活动，而非缺失灵魂的“声动”、“形动”和“群动”。他经常说，那种没有思维价值、缺乏历史意蕴的课堂“互动”实际上就是“胡动”！
传统教育的最大悲剧之一就在于由于学生误以为教材就是真理，教师就是真理的代言人。于是，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往往轻易地渡越本来难以渡越的思维空间。久而久之，我们的学生变成了虔诚机械的所谓真理的“朝圣者”，我们的老师变成了匠气十足的所谓真理的“布道人”，而我们的教材则变成了至高无上的所谓真理的“古兰经”。这不仅是对认识真理内涵的亵渎，也是对追求真理过程的曲解，更是对学生自主精神和鲜活个性的禁锢。
历史是老人，而历史教育者却应该只是一个穷究好奇的孩子。对于历史的探求，要有宗教徒的虔诚和献身精神，但却不能有宗教徒的迷狂和偏执。心灵上的一道皱纹比眼角上的十道百道皱纹还要可怕可悲。内心的孤独往往与内在的清醒一路同行，孤独时刻在寻找着冲突，它不只是精神的永恒流浪，而且是在流浪中心灵与外物同歌同舞，同起同伏。东坡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其实，理性和感性不就是一形一影吗？没有了理性，感性只是浮光魅影而已；没有了感性，理性又哪有天马行空的意境！理性是一把锁，感性就是那把钥匙，一把再好的锁也经不起长久的固封，需要钥匙去激活它尘封的活力。
年愈八十的汤因比谢世前最后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在黑暗中摸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连耄耋之年的大师也未能断言已臻从心所欲的境界。试问今日之天下，谁敢妄称“掌握历史的规律”？谁又不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或许在上帝眼里，爱因斯坦也不过是井底之蛙，然而人类并不会因上帝的嘲笑而停止在黑暗中的探索。虽道是人生碌碌，但我们这些栖身井底的凡夫俗子，有时也会情不自禁地举目窥天。
四、“孤冷蛰伏”中穷思
近些年来，随着历史课程改革的开展，我亲历了上海历史教科书的“地动山摇”；参加了上海市高考历史学科和综合学科的高考命题。我曾遭遇了上海高考泄题事件后“地狱”般的生活打击和“牢笼”般的精神撕裂；体验了“千夫所指”的狼狈和“万人唾弃”的孤冷；经受了“生与死”和“沉与浮”精神彷徨。但是，在这样的际遇之下，我少一些“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狷之气，多一些“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忧患紧迫意识和惜时敏学态度。固守自己的心灵田园，在无为与有为之间成就我的专业发展之路。尽管是步履维艰，尽管是道路崎岖，尽管头颅向下低着，但是那颗内心深处的“头颅”却在外力无法阻挡、无以强压的狂傲驱使之下“昂首回天”！
要适应新课改，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对于“文明史”概念、框架和理论的匮乏。为了填补这方面的不足，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学习。从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著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我仔细琢磨“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理论，认真领会那些看似细微末节的日常生活，是如何成为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的。从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开始对传统的社会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的反思。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和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和钱乘旦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丁建弘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等论著中，极大地拓展了我的历史视野和知识结构，从而也加深了对于新教材的认识。正是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我经历了一个“扬弃”和“蜕变”过程。变化的现实必然催生变化的人，以及变化的老师和变化的思想。当然，这也是一次机会，历史赋予每个人的机会不仅有限，而且公平，但是机会是要一纵即失的。我的个性，我的嗜好决定了我必须排除万难，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否则，我的生活质量就会变得一贫如洗，我的特级教师称号就会徒有虚名，我的精神世界就会变得暗淡无光。
2004年8、9月间，《南方周末》先后两次爆料上海高考历史试题泄密。作为高考命题组成员之一，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人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原本是满头乌发、精神十足的我已经变得白发斑斑、蓬头垢面了！半年后的大年初一，在一位朋友的反复邀请下，我携家人来到著名的“海天佛国”，浙江普陀山。经当地一位领导举荐和精心安排，我与法雨寺住持信光大法师会晤。那天晚上，在低徊的佛曲声中，苦恼的世俗中人在显达的佛界高僧面前，一边品茗着清谈的佛茶，一边虔诚请教并领悟着“四谛”奥妙和去恶积善、由凡入圣、修炼成佛“苦行”之道。历时3天的“佛国”之行匆匆结束了。我没有入佛，但是，此行却在无意间成了我在慢慢苦海中“回头是岸”一次精神的“超度”。一个人要善于在逆境中挺住身子，没人能摧毁你，只有你自我摧毁！聊以自慰的是，在封闭、孤寂中，我终于有了一个全面反思和蓄势待发的梳理和读书时光”。
这些年来，我重点阅读了关于史学理论、现代性等方面的一些扛鼎之作，还有梁启超、陈寅恪、顾颉刚等大师的著作。最喜欢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陈旭麓的《浮想录》和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3本书。我刘勰那文笔流畅粹美和运思情深意远的风格所痴迷。我为已故学者陈旭麓先生那身处逆境而不放弃和理性冥思以启山林的精神所折服。我为当代专家王家范教授论述举重若轻，叙事从容道来，语言行云流水，以及先生潜心涵泳所得的精警见地所倾倒。我为大师们那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境界倍感心旌神摇，羡慕不已。我灵魂中漫游的苦涩、孤独、迷惘，在我“闭门谢客”的苦读与思考中获得解脱和释放。也就是在此期间，我先后在《历史教学》、《历史教学问题》、《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教育发展研究》、《中国青年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案例、书评等20余篇，为出版社主编或参编教学参考书籍3本。还是在此期间，我完成了凝聚一个行者思考心路的集子——《笃学行思录》也终于正式出版发行。
有朋友告诫我，你已经步入了“知天命”之年，事事已达“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度，处处已至“恢恢乎游刃有余”之界。但是，我却觉得，一个行者的足迹是十分有限的，思想永远是没有边际的。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中说：“历史便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又说：“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彻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历史是一门求真的学问。然而，坚执的求真背后却又不得不患于严酷的“事理”，故其求真之心总不免带有些许悲切的情怀。竭精尽敬，守护历史真实之神灵，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许多有良知的历史学家蝉联复叠、低徊流连之中，也不无对世事苍凉的丝丝哀伤，野云孤鹤的无奈寂寞。
“道可道，非常道”。教学之道本身就在“有道”与“无道”，“此道”与“彼道”之间往复穿行、渐行渐悟的无际思量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