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穆的国史观谈中国古代史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 姚锦祥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疑古、西化的风潮日甚一日。一些学者在高扬西方文明大旗的同时肆意夸大国史的弊端。钱穆先生曾对此种现象作过这样的揭示：故彼辈论史，则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二千年来之政治，二千年来之学术，莫不与此二千年来之社会经济形态，所谓‘封建时期’者相协应。”[1]
在高中新课程中，《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等必修模块的专题，属于中国古代史教育的内容。这部分专题的教学，相当多的教师将其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其教育价值的定位一如钱先生所说。培育学生的民主、法治观念是否一定要以贬损国史为代价？历史教育的这种价值取向是否适当？读一读钱穆先生所述的国史观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一、钱穆的国史观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20世纪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和国学大师。1913起相继在小学和中学担任国文和史地课教师，时间长达16年。期间，先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论语文解》、《周公》和《墨子》等著作。自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的发表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同年，经顾颉刚推荐应聘北上，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次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钱穆国史观的形成与发展，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史学变革以及社会变化息息相关。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孕育起来的“古史辨”一派的学术活动，使人们开始怀疑中华文明史的起源问题。钱先生认为‘疑古’思潮足以危害国人对国史的信心。他主张治史不应当专以疑古为务，认为“倘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就是其反击疑古学派的成果之一。该文依据《汉书》，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有关刘歆伪造经书一说曲解史实者有二十八处之多。这不仅为刘歆清洗了伪造经书的不白之冤，也了结了晚清以来今古文之争的公案。
在此前后，他还在收集我国典籍材料的基础上，对先秦诸子的年代、事迹、文献及其关系等相关问题一一考证，力图使古史从‘可疑的历史’变为信史。其成果《先秦诸子系年》在1935年出版。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挽救传统文化的危机，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通过成立国学教育机构、开展国学研究以及中学教育渗透国学等方式兴起了国学教育运动。在这一过程中，钱先生开始思考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价值问题。如，1936年的《略论治史方法》一文强调最多的是史学的文化含义：“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此文在批评有关倾向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史学发展方向的看法：“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2]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指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京大学从1933年起开设此课，由钱穆主讲。1938年，钱先生将其讲义编为《国史大纲》一书。其卷首一万多字的“引论”，不仅概括了全书的编纂意图与解释体系，还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国史观。其引论开篇所述的4条作者声明（“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尤为引人注目。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只算是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于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先生从国民与国史关系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国民当知国史”的三条基本原则和要求。
第一，只有具备一定的国史知识才是合格的国民。他认为，既然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就应当了解和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否则将不是一个合格的国民和有知识的国民。
第二，国民对国史要怀有“温情与敬意”。他在辨别“历史材料”、“历史知识”、“历史情感”三者联系与区别的基础上，指出对国史的温情与敬意来自于对国史的了解与认识。只有深刻的认识才能产生深刻的感情，无识则必然无情。他将此与爱父母之心和宗教信念作比较。“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当面体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为上帝者，而后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在此，先生是以一种亲情之爱以及教士传教的心情在作国史的传播工作。
第三，国民要认同国史，反对虚无主义。先生在全面评述中国近代史学流派主张的同时，对革新派“自秦以来二千年”中国的传统政治“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的观点，以及中国二千年来的思想“皆为孔学所掩盖”“皆为老学所麻醉”、“二千年来思想界，莫不与专制政体相协应”等说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指出革新派人士所说的弊端多数只是在明清时期才出现，以偏概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宣传改革的效果，其根源是对国史的无知与误解。先生将这种国史观指斥为“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和“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3]
上述内容可以看作为先生写作《国史大纲》的本意，即让人们得以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通过习史认识祖国历史、热爱祖国文化，以激动保种护国之心。要求每个国民在了解本国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对祖国充满温情与敬意。他认为，只有这样，国家才具有向前发展的希望。
《国史大纲》完成以后，先生还通过其他的文章和论著从不同角度完善了他的国史观。如，《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文化与教育》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论著，就传统政治和学术思想中的合理性因素和现实的作用等问题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辨别和说明，进一步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并指出了历史教育在其中应担当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