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祥:二战后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曲折过程
众所周知,二战后联邦德国(指1949—1989年间的西德与1990年后的统一德国)对纳粹德国的罪恶历史作出了彻底的反省,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70年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认罪的镜头,已成为德国悔过自新的经典象征。但是,除此以外,国内对德国反思历史的情况的了解就很少了。在勃兰特下跪一幕的影响下,人们普遍倾向于过于简单化的结论:二战后,德国人彻底反省了。这一结论虽然没错,但不可忽视的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的。
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沉默与回避阶段
与我们今天的德国形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要数起联邦建国后15年里的历史态度。在这个阶段的西德,反思与清算纳粹历史只是点滴现象,没有形成规模。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纳粹历史的无视、沉默与回避。
这里我们应该从1945开始讲起。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哀鸿遍地。普通的德国人丢魂失魄,流离失所,每日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对纳粹历史的清算,是西方占领当局的事情。恶贯满盈的纳粹头目在纽伦堡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审判。纳粹官员被驱逐出政府机关。对普通德国人,美军在美占区以表格登记审查的方式进行了的“非纳粹化”措施。但是,因与纳粹政权有关的人数太多,德国民众的抵触情绪强烈,不得不交由德国地方政府设立的特别法院处理。而地方法院也敷衍了事,让无数的纳粹分子过关,“非纳粹化”运动因此半途而废。
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也没有积极进行对纳粹历史的清算。相反,1949年12月联邦众议院便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1951年,又通过了恢复1945年被撤职的原纳粹官员的职位的法律。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占领国也失去了彻底清洗纳粹分子的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迅速扶持西德成为西方阵营的实力成员。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鼓励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为了借助原纳粹高级军官的专业能力,同盟国与西德政府提前释放了曼斯泰因等纳粹高级将领。阿登纳又亲自前往监狱探望其余纳粹将领,而且还邀请曼斯泰因到总理府座谈。阿登纳本人属于保守派,自己也受过纳粹政权的迫害。他主张与西方交战国,特别是与法国和解,也支持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对犹太人作出赔偿。但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国,尽快从西方战胜国手里获得西德的国家主权。为此他需要许多专业人才,这些人的纳粹历史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在阿登纳时期,大批的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没有一个纳粹时期的法官受到起诉或丢掉职位。阿登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与评论者。因此,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戈罗布克现象”。东德因此攻击纳粹主义在西德复辟了。纳粹主义在西德虽然没有复辟,但因冷战的掩护与阿登纳本人的保守倾向,许多罪恶累累的纳粹分子幸运地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转折与突破阶段
在50与60年代初期的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深刻反思与清算无从谈起。到60年代中期,情况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此时,西方国家与西德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的共同反对目标是美国的侵越战争以及本国的保守势力。在西德,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在西德残余势力是西德学生运动攻击的独特目标。当时离二战结束只有二十余年,在政府、军队与教育机构占有要位的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纳粹历史。这些人相对安稳地度过了50年代。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们的纳粹历史遭到了年轻一代的无情清算。西德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清算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非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说,她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20年,一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1969年初,联邦总统吕布克因其在纳粹时期在一个曾设计过集中营的建筑公司的工作经历受到舆论的攻击,只得匆匆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