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林、刘向荣：清政府与中国的讨论

张汉林：“清政府”和“中国”的背后

今天听一位教师讲中日甲午战争。

师：中国为何失败？

生：中国军队不战而逃；日本军队装备先进，蓄谋已久。

生：中国封建主义，日本资本主义。中国军队炸弹里装沙子，日本炸弹货真价实。在国际形势方面，中国估算失策（指中国寄望于调停而不得，笔者注）。

生：清政府腐败，克扣军费，贪污，为慈禧过生日。

生：指导思想错误。

师：对啊，实行避战求和的政策。

师：慈禧太后喜欢被割地吗？为什么要求和？

生：不喜欢。

（接着老师补充材料：1888年后北洋舰队再未增舰，战败后中国出现“一人庆有，万寿疆无”等对联。活动形式为学生读，教师讲，没有记录下来。但是，这个环节与慈禧喜不喜欢割地没有关系。）

师：（出示总结出的失败原因）：

主观原因（内因）：

1．清政府腐败和落后

2．清军临阵脱逃

3．清军装备落后

客观原因（外因）：

1．日本先进资本主义制度

2．日本蓄谋已久

3．日军装备先进

（主观原因不等同于内因，客观原因不等同于外因，笔者注）

师：近代史上，不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要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全班起立，唱国歌。

很显然，教师的意图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是，这种教育肤浅而又生硬。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抛开新教师经验不足这个因素不谈，笔者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清政府”和“清军”在课堂上的多次出现。

在教师总结的失败原因中，“清政府腐败和落后、清军临阵脱逃、清军装备落后”等字词赫然在目；在此前，黄海海战示意图的图例中出现“红：清朝舰队，白：日本舰队”；中日战前海军实力表格中，教师用的也是“清政府”这个词（而非“中国”）。

“清政府”和“中国”当然不同。但是，什么时候用“清政府”，什么时候用“中国”，却能反映出我们潜意识中的某些观念。

“清政府”意味着我们这些无产阶级不同于地主阶级的清政府；对于甲午战争，我们这些“局外人”可以隔岸观火，置身事外，将责任归结为清政府的腐败。这种做法很简单，而且推卸历史责任，我们一身轻松，不再背负历史的沉重。但是，今天我们社会主义了，也无产阶级了，不再腐败，不再落后，日本是否就一定不侵略中国、我们是否就一定能战胜日本呢？将责任归结为清政府的腐败究竟有何借鉴意义呢？

“中国”则意味着“清政府”是我们的祖宗，我们身处历史之中，应全部承接祖宗的遗产，不管这份遗产事关光荣还是耻辱。我们要反思，我们中国人应从这场战争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应如何应对豺狼般的日本？要知道，你尽可以认为我们这些先进的无产阶级和他们那些落后的地主阶级（清政府）有本质区别，但在实际上，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他们的血，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在影响着我们；更重要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视同仁，我们这些先进的无产阶级和他们那些落后的地主阶级都是中国人，都是要被征服和屠戮的对象。

在过去，我们简单地将历史贴上“奴隶”和“封建”的标签，于是我们的祖宗就成了“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就没有我们这些无产阶级；我们与其掩耳盗铃，不如正视这个事实。
 

刘向荣：继承历史与超越历史——到底以国家民众利益为重还是以阶级派别利益为重？ 

昨天张汉林老师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清政府”和“中国”的背后》一文，文中提出了一个被以往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的中国（具体指当时的中国政府）。如何看待历史上的中国这个概念很大，这里我把它缩小一下，仅从称谓上谈点随想。

汉林老师在文章中，提到“‘清政府’和‘中国’当然不同”（见张汉林老师《“清政府”和“中国”的背后》一文），但“什么时候用‘清政府’，什么时候用‘中国’”，实际上“能反映出我们潜意识中的某些观念”（同上）。这种看法很好。有关“清政府”和“中国”名称在历史上的使用，的确反映了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历史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经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显然，这说到了一个继承历史与超越历史的问题。

超越历史要建立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我们应该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分析历史问题，而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是“数典忘祖”。毕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和演变，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当然可以批判），否定掉了历史，就等于否定掉了我们自己。我们毁坏了代表我们历史的东西，就等于毁坏我们的历史。君不见，“文革”的“破四旧”，“四旧”是破了，可不分青红皂白的破法，还使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山东孔林里留有痕迹的断碑和南京栖霞区有名的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南唐石塔”和“千佛岩”缺胳膊少脑袋的残状，让后人一再为当时行经而叹息，这就是历史所留给后人的惨痛教训。

不仅是中国的“物”是这样，其实，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更是如此。面对历史上一些王朝后期的腐败腐朽（比如清朝后期），“你尽可以认为我们这些先进的无产阶级和他们那些落后的地主阶级（清政府）有本质区别”（同上），但“在实际上，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他们的血，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同上）不仅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因为今天的中国人也仍然是历史上我们祖先发展的必然结果，时代不同了，我们当然与我们的祖先在思想观念上有很大的区别，但我们今人就是在我们最初的猿人祖先的基础上一代代演化而来的，我们的思想文化也是在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文明的基础上一步步的发展演变而来的，由此反问，难道我们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都没有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他们的血，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同上）歌曲“我的中国心”的内容反映的正是这样的看法，我们不是“石猴”，人类遗传基因的研究表明人类是在进化中不断发展的，世界各国的种族不管怎么演变，他们的基因决定了他们始终携带着自己祖先的一部分基因，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祖先留下的烙印，只吃第三个馒头而不吃第一、第二馒头就能饱的想法是愚蠢的，同样地，以今人眼光完全否定掉历史上我们祖先的功劳的想法也是愚蠢的。

更何况，即便我们把自己和历史上的中国人“划清界限”，可外敌却不这么想，除了一些汉奸卖国贼等民族败类，外敌收买拉拢“统战”外，其他不管是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个掌权的中国政府，外敌实际上都视其为是他们达到侵略中国目的的“眼中盯、肉中刺”的。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日寇并没有因为蒋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府，而对他们“网开一面”，放弃消灭他们的企图。相反，日寇为了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不论是国民党之国民政府还是实际上存在的共产党之边区政府，也不论是共产党军队还是国民党军队，日本帝国主义者采取了“一视同仁”态度（尽管后期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侵华方针，对国民政府实施诱降的策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灭亡中国的计划，更何况除了汉奸汪精卫外，代表政府的蒋并没有向日本人投降），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看来正像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我们这些先进的无产阶级和他们那些落后的地主阶级都是中国人”（同上），故而“都是要被征服和屠戮的对象”（同上）。

由此，我又联想到了上个世纪我上中学时，好象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以及历史老师对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军队也是分的很清的。讲到抗日的武装时，教材好像更多地在强调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怎么怎么样。除外，好像还在字里行间里始终把国民党军队作为另一个单独群体来看待。教科书如此，教师的讲授也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也即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国民党军队如何如何抗日，而共产党军队又如何如何抗日的。这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奇怪现象也是和前面谈到的“清政府”和“中国”的不同使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其实，正像当时的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代表我们中国一样，抗日战争时的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都属于中国军队，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做为中国军队的共产党军队的英勇顽强，又要以崇敬的心情肯定做为中国军队的国民党军队的抗日事迹。不仅如此，在提法上，应该尽可能统一使用中国军队这一正确的提法（好在现在的教课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过来了）。毕竟，中华民族是包括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所有中国人的民族，中国也是所有中国人的中国。面对外敌狭隘地区别中国军队，是有其局限的，它反映的是就如甲午海战中把当时中国的北洋舰队称为是“清军”，把当时的中国政府称为“清政府”一样的观念。

海战中的清政府就是中国政府，当时的清军就是中国军队。同样，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军队就是中国军队。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都说，凡是愿意抗日的一切人，都要团结，都是人民。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也悲壮的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国共双方有矛盾不假，但日本人欲灭亡中国的目标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改变，正因为如此，在民族国家利益面前，国共双方开始了第二次团结抗日，国家民族利益超越了党派利益。事实也证明了，不仅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战中为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被称为是国民党的军队对民族利益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在前期组织了四次大会战，极大地消耗了日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还成为抗击日军的主要武装力量）。

由此，如果把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做为一个利益整体来看待的话，“兄弟阋于墙”可以，但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相对于外敌入侵而言，双方的目的都是“外御其侮”时，最好在字眼使用上尽可能统一使用中国军队这一称呼。如果我们以阶级和意识形态的眼光否定掉和我们现在正统意识形态不一致的历史上这些中国人的历史功绩，在称谓上带有浓重的党派意识色彩，或许我们还是站在狭隘的视野里，看待中国的历史，这不仅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还必将对祖国的统一大业产生消极的影响。

有论者指出：“在过去，我们简单地将历史贴上‘奴隶’和‘封建’的标签，于是我们的祖宗就成了‘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就没有我们这些无产阶级；我们与其掩耳盗铃，不如正视这个事实。”（同上）是啊，对于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可以批判，但他们绝对不是我们认为的带有某种感情色彩的中国人，他们组成的政府也不是人们仅仅所说的类似“清政府”这样的朝廷政府，而是代表中国的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此，我们不能抱着“掩耳盗铃”的态度，完全否定，我们应当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正视。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是承认物质存在是第一位的，阶级属性和党派利益不是划分清政府和中国政府的依据，也不是划分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的依据。对抗日战争中的军队，不管是属于哪个党派的军队，面对外敌，他们是作为一个整体代表中国抗战的，他们都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中国军队。

说到这，难道我们对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就不能批判了吗？答曰，非也。难道我们对于地主阶级特别是王朝后期腐朽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就完全肯定吗？再答曰，非也。难道我们对于蒋介石在抗战后期的“四大家族”的独裁统治就完全肯定了吗？三答曰，还是非也。究竟如何来认识当时的政府和我们所说的中国？

我的看法是：我们提倡的不是完全否定他们的功绩，也不是为他们的腐朽而抱残守缺，我们提倡的是鲁迅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在批判中继承优秀的部分，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期许不同时代的中国政府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民族和民众的利益走向一致，将我们爱国的天性和理性的爱国结合起来，既“要在情感上有一种天然地对自己国家的一种近乎本能的热爱”外（见刘向荣《爱国的特点和境界》一文所说的“爱国的天性”），也要希望所爱的国的政府一方面要“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基础上的”（见晚凉中的杜苇《再谈爱国主义》一文），“有着坚定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原则”，并且要“尊重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见晚凉中的杜苇《再谈爱国主义》一文）；另一方面，希望所爱的国的政府“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见刘向荣《爱国的特点和境界》一文）。

《伊索语言》中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买了一个黑人奴隶，他感觉所买的奴隶皮肤太黑是因为前主人的疏忽造成的，于是，他采用各种方法给这个黑人擦洗，以便这个黑奴皮肤能变白，但结果恰恰不如他所愿，他不仅没有使这个黑奴变白，还把自己给累到了。对于有些东西我们人力可能是改变不了的，但我们必须首先要承认继承自己的历史遗产，正像有论者指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讲“中国”意味着“‘清政府’是我们的祖宗，我们身处历史之中，应全部承接祖宗的遗产，不管这份遗产事关光荣还是耻辱”。（见张汉林老师《“清政府”和“中国”的背后》一文）在继承的基础上，“你尽可以认为我们这些先进的无产阶级和他们那些落后的地主阶级（清政府）有本质区别”（同上），也尽可以批判历史上的中国政府的阶级性以及黑暗性，最后再反思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从中汲取历史的智慧和营养，设计中国美好的未来。

同样地，对于抗日战争后期的国民党军队和国民政府，也须先认定他们是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承认他们的历史功绩，然后再批判其不足，进而设计期许一个更加将政府利益和国家民族民众利益集于一体的中国政府。

如此说来，我们在批判中国以前“祖宗”的同时，站在一个更宏远的视角上把历史、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不断期许着中国的政府利益与国家民众利益不断走向一致，如果达到这样的一致性了，我们何须今日反复“游走”在对哪些称谓的两难境界而迷惑呢？我们也何须有爱国的天性和理想的爱国之分呢？

盼望着共同富裕的小康社会能政府结合国家和民众利益的集合体；盼望着有过辉煌也有过伤痛的中华民族明天不再重复历史上曾经的悲剧；盼望着我们现代人在继承历史的前提下不断超越历史。

                                2006年10月20日下午两节课后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