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和平县，我们驱车来到了赣州龙南县参观燕翼围，龙南县是客家围屋最集中的地方。经过狭窄零散民居，高大的燕翼围进入我们的眼帘——古老的燕翼，俗称高守围，是赣南最高的围屋，即便今天，见过无数高楼的我们，站在燕翼围的墙脚下，仍能感觉来自它的森严与冷峻，你必须小心地走近它才能消除某种恐惧感——它象一个古老的巨人，无言地伫立在这穷乡僻壤、耸立在众多杂乱低矮的民居中。
跨过狭窄的门槛，走进阴冷、潮湿、破旧的燕翼围，看着这历时29年建成的方形围式建筑，不难想象出当时的风光与豪华——这有着四层楼高共136间房的围屋曾是五六百人的安全避难的巢穴，它继承了中原土夯建筑文化，与江南杆栏式建筑相结合，适应了南方潮湿多蚊虫的特点，形成了多层围式建筑。如果内部粮食蓄备充足，可以三年不出围！可以抵挡一切来自外部的匪盗进攻，以至于日本人的飞机也只能炸毁其一个小小的角落！而从我们当下来看，这个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老屋，做为民居，它已过于拥挤、采光性差、排水不便、不易防火，已被时代抛弃。但作为一段历史，我们在寻找什么？如果说客家人在这儿找到了祖先的足迹，找到了心中的巢穴，那么，我们这些“外人”在寻找什么？
我想起了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的一段话：“文化，艺术，它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团体找到了连结，转型成为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文化便成为它最重要的黏合剂。”[1] 我突然醍醐贯顶般地明白了——为什么散落到世界各地的客家人要回到他们的祖居地举行盛大的省亲大会，为什么人们要来客家围屋、参观中国的故宫、游览孔庙、参拜岳王庙？这些来来往往看似没有联系的游客们，在这些文化的遗址中找到了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精神家园！是的，围屋是客家人迁徙的见证，中华民族祖先不屈不挠寻找生存空间的见证，在这个狭窄的巢穴里，有着客家人聚族而居、耕读传家的伦理追求与现实追求，有着客家人为争夺生存空间不屈不挠的斗争意识。是啊，一百个人就有一百座围屋、土楼，有人从围屋感受到了客家人的封闭与内向，有人从围屋看到了“客归故里尤是客，家居四海斯为家”的无奈与洒脱；有人从深山里高大的围屋感受到了客家人百折不挠的坚毅和刚直，有人感受到了客家人尊老、节俭、聚族而居、和睦一心、怀恋家园的绵缠……二十一世纪人们，生活在一个流动的世界里，背井离乡是众多人的选择，而我们都从客家人这古老的围屋里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忧愁、欢乐与理想找到了名字与定义！客家人在迁徙中以围屋的形式保持了宗族共同聚居的特性，使其不致被淹没、同化于江南各族之中，保持了其固有的社会、文化、习俗、语言特征，持久地、较完整地保持其从中原带来的中古时代的传统，成为在南方腹地独具特色的汉族民系。那么，今天，日益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里保持我们的传统文化？让华夏文明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文化潮流中成为一支永不调谢的奇葩？或许，每一位在文化圣地顶礼膜拜的炎黄子孙都在有意、无意地思考着这个问题……
离开令人思绪万千的燕翼围，我们转而到了关西新围。关西新围所在地是一个巨大村围，村围以祖围为中心，新围在四周拱卫，整个村落非常大。而关西新围与其说是一个围屋，宁勿说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府第，是当地名坤徐名钧所建，类似中原四合院一般的府第式建筑，虽有着围屋“防匪防盗”的特点，但其内的等级性非常深严、布局严谨。屋子里充满了其主人徐老四的传奇故事，从那精心雕镌的雕花窗上，从那些褪了颜色的彩绘上，我们感受着那时的豪华与富贵，呼吸那时混合着金银与权势的气息，亦感受着近二百年变迁的痕迹，在雨中漫步着，体味着这传奇般的围屋。
带着充实，我们离开了这些类似于“社会化石”的客家围屋。渐行渐远中，我想，先人们把历史都寄存在生活里了，我们在正视自己、看未来的时候，也看到了与自己相随的背景——围屋，以及类似于围屋的这些物质的语言，就象背景上镶嵌的宝石，它在暗中向我们投来一束束光，使我们看清了四周，也看清了未来的路。
(本文经任主编修改后发表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