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煜：台湾高中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特点与启示

    此外，“龙腾本”对人物的评价，基本上由“事实说话”，不作大段空泛的评议。值得注意的是，“龙腾本”写人，不拘泥于正文，有许多人物不仅正文中叙述，而且在“资料”、“图片”、“作业”等副文中也有更为细腻的描写。如介绍北朝的崔浩，正文侧重写他的主要政治活动，“资料”则引了《魏书·崔浩传》，形容他“身材纤细，皮肤洁白，好像一个漂亮的女子。反应敏锐，擅长计谋”。写明末的史可法，“资料”则引了《明史·史可法传》，说他“长得短小精悍，脸黑黑的，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光芒。他为人廉洁，守信用，能和下属均分劳苦”。总之，副文中的文字，或补充，或归纳，或说明，和正文构成一个整体，使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二、呈现反映时代风貌的重要知识

    任何历史书籍的写作，都是一个选择和遗漏的过程。教科书尤其如此。20世纪90年代德国出版的一本很风行的历史教科书《我们的历史》的作者沃尔夫冈·胡格教授认为：“对一本历史教科书而言，重要的并非是系统、完整、连贯地对历史事件的描述，而在于通过传授部分历史知识，唤醒并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启迪学生的思维，打动他们的心弦。”[3]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一文中也认为：“历史一科，若想不使学生反感，而收到设此一科的效用，与其多说些事，而说不明白，不如少说些事，而说得明白。”又说：“一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之趋转，在大头绪本不多的，抓住要害，自可应付众多史实。”[4](p．117～118)这些都是经验之谈。

    台湾旧历史教科书受到批评之一是：内容芜杂堆砌，零碎史实过多。即在叙事技巧上，似乎什么都要交待，却好像什么都没有交待清楚。“龙腾本”基本上摆脱了这种蜻蜓点水式的写作方法，而是针对某一时代或某一议题最重要的两三点，作比较深入地分析，以显示历史演变的脉络趋向和各个时代的重要特色。编者认为，这种主题式的分析能让学生对时代风貌有更深刻的理解，而蜻蜓点水式的描述，却可能如船过水无痕，考完即忘了。总之，“希望学生在看完新教科书后，一直还能记得几个观念，几个头角峥嵘的人物”[2]。如，李孝悌编著的《历史》（下）《明末清初的社会与文化》一课有六个主题：1．突破的时代，2．从此君王不早朝，3．城市民变，4．城市文化，5．民间宗教，6．西学与西教。这六个主题，第一主题是对明末朝政荒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新兴市镇出现、通俗文学的发达、传教士的东来等反映时代风貌的主要内容，提纲挈领地作了概述，展现一种宏观式的见解。随后的几个主题，叙述上并不平均用力，主要抓住城市生活与文化、西学与西教等核心问题来写。如，“城市文化”一目，一开头就大段摘引了明末最重要的散文家张岱《陶庵梦忆》中有关苏州人在城外名胜虎丘欢庆中秋的盛况：

    从士大夫、民间妇女到市井无赖，行行色色的市民占据了虎丘山上的每个景点。席地而坐后，拿出鼓号乐器，大吹大擂起来。……吵闹的鼓号声歇后，人们在幽雅的丝竹伴奏下齐声歌唱，士大夫的眷属也开始下船划水。一直到鼓敲三更，还有一百多个人静听着“裂石穿云”的洞箫声，不肯离去。

    “龙腾本”还花了较多笔墨介绍了昆曲、弋阳腔以及“三言”、“二拍”等通俗文学在民间的流行。为了辅助文字说明，还特地配了三幅图画和两幅示意图。三幅图画分别是：“热闹的虎丘”，“妖精引诱唐三藏”（天津杨柳青版画），“苏州民众看戏的盛况”。两幅示意图介绍了两种“食盒”的内部结构，一是“山游提盒式”，一是“提炉式”，反映了当时经济发达，生活富裕，人们出游时携带的食盒极为考究的社会现象。“龙腾本”通过对江南富庶城市生活的精彩描写，把明末清初的时代风貌比较清晰地凸显出来，而且文笔生动流畅，图文并茂，读后印象深刻。

    三、写出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架构

    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史学家的视野不断扩展，史书记载的内容也愈来愈广泛。先是由德国史学家卡尔·兰普勒希特提出了历史应当“拓宽题材”的口号，接着法国“年鉴学派”大力主张把社会史、经济史放到和政治史的同等地位。美国鲁滨逊学派“新史学”的主张更令人耳目一新。鲁滨逊认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感情。”[5]（p．3）也就是说，历史是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而且与生活息息相关。历史学视野的拓宽，使得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也逐渐变得丰富多彩和五光十色了。

    “龙腾本”的编者希望跳脱旧教科书偏重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弊病，写出一个包括文化、思想、社会与生活在内的“整体历史”。因此，他们编写的教科书用了相当篇幅写了像士绅社会、城市文化、大众文化、流行娱乐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而且用比较浅显的言辞，介绍给读者。它基本上打破了“王朝体系”，在一个大的时段内，以主题的形式来铺叙历史，构筑了一个生活气息较浓的“整体历史”框架。

    在《历史》上、下两册共二十八课中，专门以“社会生活与文化”为主题的，就有七八课之多。不仅所占比例大，而且如果我们细细地阅读品味就会感到，它对社会生活史、文化史的叙述非常细腻，大大增强了课文的可读性。如，“蜕变中的城市与民众”一课，分“东方之珠——上海”、“北京黄包车”、“鸳鸯蝴蝶——大众文化”三个子目。第一目着力描写了旧上海的物质文明和生活风情，仿佛把人们又带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请看下面的文字：

    三十年代的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是当时远东最大、最豪华的舞厅，让不夜的上海，充满纸醉金迷的颓废气息。霞飞路两旁，法国梧桐树荫下咖啡馆和酒吧，更点缀出浪漫的异国风味。而对一般民众来说，最能代表上海的物质文明，并挑动他们消费欲望的，则是191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先施等四大百货公司。这些和传统店铺、市集迥然不同的购物商场，面积宽广，陈列了上万种的商品，再加上新式的电扶梯和冷气，可说是“海派文化”的最佳橱窗。

    第二目从老舍的《骆驼祥子》引出旧北京的黄包车，还有20世纪早期北京街头的路灯、邮筒、公厕、电报、电话线，在通衢要道旁架设的警亭等。第三目则以“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为切入口，介绍了一些旧时代城市大众文化的倾向。如，写了《礼拜六》、《紫罗兰》等通俗杂志，并重点叙述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创办的《良友画报》。如介绍它利用新兴的摄影技术，以年轻美丽的都会女性、明星、流行时尚、新闻为号召，以图画为主，辅以浅白文字，迎合了一般市民把阅读当休闲的取向。除了小说、杂志，“龙腾本”还提到城市民众的其他娱乐方式，如北京茶馆和天桥一带的说书、弹唱表演，梅兰芳的京剧，电影等等。四、重视发挥课文辅助系统在提升学生思维能力方面的功能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体现历史教科书的工具性，课本正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发挥课文辅助系统（如史料、图片、问题、作业、注释）的功能来实现。“教科书发展史表明，课文辅助系统随着教科书理论研究的发展而日益复杂，其地位日益加强，其功能日益得到发挥”[6]（p．165）。

    近几十年，英国“新历史科”的基本理念认为，历史是一种探究的方法，是一种解释。英国历史教育界开发的新教科书最具新意的特色有两点：（1）凸显史料的重要性。课本中出现的各种史料，占据每一页的篇幅甚至超过1／2强。不但加强史料的比重，而且在编选史料上相当用心。提供了“事件当时留下的证据，后代的意象传述，乃至当代史家的观点”。“史料的种类更囊括非文字性的地图、绘画、像片、简图、现代重建图，文字资料则包括各种私人官方的档案记录，史学研究成果的摘引”。有时还会“同时列举数份观点相似或相冲突的史料，以资相互印证或对比”。（2）问题与活动的开放取向。所谓“开放性”，一指问题的内容，一指问题的答案。课本向学生提出的问题已不再限于纯粹的史事，而多环绕着史料的解读以及史料与现象间的连结[7]（p．322～325）。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德国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也是兼顾表述和史料。如《我们的历史》一书，表述和史料的比例约为1：2。表述部分介绍历史知识的梗概，史料部分则立足于对知识的深化和辨析。书中随史料附的习题也主要着眼于启发和刺激学生的历史思维，引导他们积极思考并参与讨论。

    在英、德等国历史教科书改革的背景下，台湾的新历史教科书借鉴了国外的经验，摒弃了旧课本偏重知识传授，问题、作业只要求抄录课文的传统做法，通过重新设计每一课的课文辅助系统，借以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在这方面，“龙腾本”下了很大的功夫。突出表现在：

    （1）每课附有“资料与问题”。古文资料皆改写为白话文，同时也兼录现代学者的重要见解，在“资料”旁还提出相关问题。如，新文化与新思潮中的胡适，“龙腾本”提供两段资料。其一，摘自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主要说胡适对顾颉刚学术道路的影响；其二，摘自现代史家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主要谈胡适的学术地位。“资料”旁分别提出两个问题：第一，顾颉刚是中国近代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中国的上古史是后人一点一滴伪造出来的。这样的看法受到胡适很大的启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你还可以找到类似这样老师给学生极大影响的例子吗？第二，余英时说胡适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这么有名，为什么还有人骂他呢？你可以想出一两个原因吗？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设计这些资料与问题的目的，主要就在于提高学生思考与分析能力。

    （2）在课文的段落旁还印有“重点提示”，便于学生的学习。如，“唐代道教盛行”一段旁写道：“社会上层人物与下层百姓均奉道教，但目的不同。”“林则徐禁烟”一段旁则写道：“道光受林则徐的影响，决定禁烟。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且积极备战”。“重点提示”字数不多，言简意赅，主要培养学生对史事的归纳、概括能力，同时也起到醒目、拓展课文内容，提出思考线索等作用。

    （3）每课之后附有“作业”一项。作业数量不多，一般一课一题，但都不是传统的填空、选择、列举、名词解释等“封闭型”习题，而是通常先给出一段或几段材料，然后提出问题要学生思考解答。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与文化”一课的作业：“汉文帝时，宦官中行说护送公主到匈奴和亲，变节投降匈奴，并为单于谋划策略对付汉朝。史书记载了一段汉使与他的对话，摘录于下：（略）”，随后教科书提出两个问题：“1．汉人认为匈奴习俗野蛮而又不可思议，主要的原因是什么？2．中行说从什么观点为匈奴辩解？你是否同意他的说法？请写下你的理由。”回答这些问题，学生必定要开动脑筋，积极思考。此外，有的作业还需要学生课后收集资料。如，“明末清初的社会与文化”一课的作业：“是否可以请你找一份十六、十七世纪的耶稣会士或西洋人绘制的地图，再拿来和当时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做一个比较，看看差别何在？”总之，书后作业均需要依照提供的资料或所指示的方法，认真思考，方能完成。其目的主要在于强化学生的思考、分析、想像、神入等历史思维能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以“龙腾本”为代表的台湾新历史教科书的优点是很多的，上面写的几点，不一定全面。不过，我认为它至少给我们如下一些启示：（1）要把握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来写，而不必面面俱到。即要善于捕捉历史长河中每一阶段“航标的亮点”，这样，不仅突出重点，而且还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2）史料的编选要体现“可亲性”原则，对于古代原始材料，不妨译成现代白话文，便于学生理解；史料的选择范围要多样化；史料应与课文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不应该成为点缀。（3）要注重对重要人物进行描写，要突出人物的性格、品行、生活态度等方面的内容，写出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公式化、表面化、简单化的人。（4）要避免写过多的年代、人名、地名以及典章制度，文笔要注意文采，要重视发挥课文辅助系统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方面的作用。

 
【作者简介】朱煜，男，1963年生，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参考文献：
[1]参阅王仲孚：《历史教育论集》，台北：大同资讯图书出版社，2001年。
[2]李孝悌：《我对高中历史教科书的一些想法》，（台）《清华历史教学》杂志第9期，1999年。
[3]沃尔夫冈·胡格：《世界历史概况》，一本处于理论和实践交叉点的历史教科书。（台）《清华历史教学》杂志第9期，1999年。[4]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出入史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5]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5年。
[6]白月桥：《历史教学问题探讨》，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
[7]林慈淑、刘静贞：《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及其理念试析》。（台）《方法论：历史意识与历史教科书的分析编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