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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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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22

时间:2009-10-18 17:25:38  来源:刘芃、朱…
 

(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决策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展开积极的探索,但是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各项工作进展缓慢,特别是“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国家建设处于徘徊不前的境地,同时经济建设中又出现了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现象。为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不同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重新确立事实求是的思想作风,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为了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l978年11月10日至l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提出认真反思和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在12月13日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精心充分的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认为,应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明确提出,经济上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大力发展生产力,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还提出了要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要着手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全会指出,发展经济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来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政治上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放弃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要求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重新恢复和确认了中共八大的正确方针,政治路线上实现了拨乱反正。全会还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思想,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使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走上了健康的发展轨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二)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改革开放规划了初步的蓝图,结合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党中央决定采取“先农村,后城市”的循序渐进的方式,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改革之路。在农村,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则是简政放权,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这些措施都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为了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l982年9月1日至ll日,中共召开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目标,并确定发展农业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战略重点之一。为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人民公社的体制。搞活经济,继续放宽某些政策,走全面发展、综合经营的道路。要按照我国的国情,逐步实现农业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走出•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4年底,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取消,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进程。l985 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农村经济体制深入开展的一大成就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一大批劳动力解放出来,踊跃从事商品生产,从而一大批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乡镇企业迅速兴起。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述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决定》指出,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蓬勃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强调城市改革的中心是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决定》可以说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阶段,到l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的那一年),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明显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使之进一步壮大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得到发展,原来那种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完全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有很大改变;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改变了统收统支的国营企业经营方式,扩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过于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就是合理调整价格,逐步放开价格。

同时,对外开放政策全面推行,沿海经济特区得到飞速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展开,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而我们的国力又有限,一时难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为加速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国家决定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而创办经济特区便是早期的举措之一,也是中国全面改革的一大结果。特区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窗口。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邓小平同志是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决策者;深圳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开辟的最早的改革开放的试验之一。l984年,特区建设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有些人对办特区持怀疑观望态度。邓小平同志到深圳视察,给深圳特区题了词,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肯定了办特区的方针是正确的,给了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坚定了人们办特区的决心和信心,使特区的建设事业继续前进。

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邓小平同志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1985年以前,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主要进行以创建投资环境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从l986年起,致力于发展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农牧渔和旅游业并举的外向型经济。l988年4 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成为我国第五个经济特区,也是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

1980~1990年,特区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十年,是探索和开拓的十年,也是进步和发展的十年。

继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后,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扩大开放,中国政府又于1984年春决定经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于是自1984年3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行政区。到1984年底,全国共开放99个城市和l30多个边境贸易站口。经过十五年的开发建设,目前,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已从沿海扩展到内地,成为中国吸收外来投资最为集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

1985年2月,政府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从而,使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一沿海经济开放区一一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阶梯式、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布局。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贸易港口,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东南端,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城市,也是全国重要的科技中心,贸易中心,金融和信息中心。上海地理位置优越,是我国的内外交通运输枢纽。

邓小平1991年1月28日在视察上海时的指出,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1990年1月18日,李鹏总理在上海宣布中央同意上海开发、开放浦东。目标是要把浦东建设成为二十一世纪现代化上海的象征,成为九十年代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基地。浦东新区就是“新”在把扩大开放和发挥上海的优势紧密地结合起来。开发浦东新区这项宏大的跨世纪开发工程,按照总体规划分三步实施:第一步,“八五”期间为开发起步阶段;第二步,“九五”期间为重点开发阶段;第三步,200C 年后的二三十年或更长一些时间,为全面建设阶段。

党中央的计划是,到21世纪初,浦东能做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具备雄厚的实力,积聚的能量开始对外辐射。浦东积极为长江流域和西部地区培养人才,努力为西部大开发服务。实现浦东与国际接轨,成为中国开放度和市场准入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从深圳特区的设立到开放再到开发浦东,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一)新中国初期的重大外交活动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即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苏联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些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也愿意承认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则公开继续支持国民党集团,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政策。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全方位封锁和威胁,毛泽东主席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另起炉灶”,就是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请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1953年12月31 E1,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来华商谈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巴之间的关系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缅甸,中印、中缅两国总理分别在联合声明中共同倡导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自被提出和倡导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日益为世界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并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和国际文件中被重申和引用,这说明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周恩来和我国对世界国际关系和世界和平做出的重大贡献,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954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这是我国第一次出席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会议后半年多,由周恩来率领代表团成员又一次出席重大的国际会议一亚非会议。这是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亚非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创造的求同存异原则也成为国际关系中普遍使用的原则。

20世纪50年代后期,各种国际力量分化重组。毛泽东同志冷静分析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通过依靠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并使中国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 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为联合国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多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要求把已经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民党集团非法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并容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但是,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遭到了主要来自美国的无理阻挠。

].950年9月,在美国操纵下,第五届联大否决了苏联和印度分别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

1951年,美国操纵第六届联大否决了苏联等国代表提出的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的提案,并通过了“延期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从此至l960年,美国一直蛮横无理地采用“延期审议”的手段阻挠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提案。

1960年第十五届联大表决美国提案时,美国提案仅以8票的微弱多数通过。美国知道阻止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l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决定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议程。这是对美国为阻挠恢复新中国合法权利而设置的重重障碍的重大突破。为继续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美国再次玩弄程序上的花招,操纵联大通过决议,规定中国代表权属于必须由联大三分之二多数赞成才能做出决定的“重要问题”。在整个六十年代,尽管美国仍能操纵联大通过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但投票支持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国家却不断增多。l971年7月,美国仍然继续阻挠联合国正确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再次向第二十六届联大提出“重要问题”案,而且炮制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入联合国,但保留“中华民国”的代表权。针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决不允许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或“二中一台”的局面。lO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就是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联大2758号决议,它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第二十六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是中国、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主持正义的其它国家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外交工作一次重大突破,是国际反华势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图谋的彻底破产。标志着帝国主义孤立中国政策的彻底失败。此后,我国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出现第三次建交高潮。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内,坚定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共同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而不懈努力。

 

 

(四) 中关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

中美建交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世界格局影响甚大,但建交过程一波三折,充满艰辛和传奇色彩。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但因为台湾问题,中美未能建交。

1974年4月,邓小平利用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的机会,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l978年春,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新的转机,7月12日,中美双方进行了近半年的艰苦谈判,最后达成以下协议。在达成上述协议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于1978年12月16日,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原则,并指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

1979年1月28 E1至2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对美国进行访问,从此中美关系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联结两国关系纽带的恢复,两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乃至军事上的交流与合作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这不仅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美国重整国力赢得了时间和回旋的余地。这对于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此之外,中日关系开始解冻。新中国成立后,Et本政府在美国的控制下,长期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指引下,中日“民间外交”蓬勃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进入七十年代,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打开了正常化的大门。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日本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执政党在内的日本各党各界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空前高涨。1972年9月25日,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为首的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经过4轮谈判,基本上解决了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障碍,并于l972年9月29日签定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正式建交。《中日联合声明》的签定、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中日两国人民2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努力和两国领导人远见卓识、英明决断的结果。它揭开了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以来的敌对状态,对于反对霸权主义,缓和亚太地区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开创对外和平友好的新局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对于所有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全面贯彻外交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不断加强经济外交。外交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中国同西欧的关系自基本恢复正常之后,进入了稳步发展的阶段;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引人注目,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确定了双方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目标和指导双方关系的原则;苏联解体后,正确处理了同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与中亚五国建交,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中国高度重视APEC,并积极参与了它的各项活动,中国政府在2001年上海成功承办APEC年会,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做出自己新的贡献;不结盟运动作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正式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中国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和东中欧国家的关系。对中东问题,我国政府在联合国里,采取公正和均衡的政策,赢得了普遍赞赏;在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问题上我国表示强烈的关注,我国为科索沃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多年来,军备控制与裁军是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裁军问题上,中国一向赞成全面、彻底裁军,积极参加联合国的裁军谈判,为国际裁军、维护世界和平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支持开展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维和行动,积极参加安理会的各次讨论;中方也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持积极态度,希望加强其作用,提高其效能。同时认为维和改革应在《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并遵循联合国在多年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原则,特别是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和公正、当事方同意及除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等原则。

经过多年的外交努力,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工作格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这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构筑面向新世纪的对外关系格局时,我们既考虑到同大国政治经济集团处理好关系,也应考虑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组织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运用自己在联合国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优越的环境;永远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在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中精诚合作,互相支持;坚持联合国宪章精神,做出中国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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