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11

二

在中国近代前期，发动侵略战争、迫使中国与之订立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基本形式。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和实行，中国的半殖民地秩序逐渐确立。

(一) 列强对华侵略扩张的基本进程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扩张，19世纪以英、俄为主，20世纪以日、美为主，法、德、意、奥等国也参与了侵略的行列。在这些国家中，英、美等西方列强由于经济发达，且与中国不相毗邻，因此对华侵略以经济扩张为主；而俄、日帝国主义由于具有很大的封建性、军事性，且与中国相毗邻，因此其对华侵略以领土扩张为主，同时伴以经济掠夺。
    1840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鸦片问题。具体说来，当中国采取严厉禁烟措施时，英国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发动了对华战争。但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却在于英国资产阶级要对中国进行经济扩张。l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人陆续来到中国。此后至18世纪中期，首先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并非从事和平贸易的商人，而是一批海盗式的冒险家。他们在沿海地区进行野蛮的劫杀抢掠。18世纪6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英国的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1825年爆发了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对外扩张的主要形式，已经不再是原始积累时期那种海盗式掠夺，而是凭借技术、成本优势以和平方式大量输出商品，开拓海外市场。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看到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认为中英贸易有良好的前景。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和清政府实行的“闭关政策”，英国的对华商品输出却受到了严重阻碍，出现了大量逆差。于是，英国采取各种措施力图打开中国的大门。l793年和l816年，英国政府两次派遣使团来华，要求通商特权，均遭到拒绝。此后，他们便开始策划以武力来打开中国大门。当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发生后，他们以“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侵害为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
    经过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被打开，开始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中所规定的五口通商、协定关税、自由贸易、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为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对华经济扩张开了绿灯。不过，这一时期中国的开放还仅限于东南地区。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国伙同法国于1856～1860年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于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迫使中国与之订立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通过这两个条约，汉口、牛庄、天津等内地和北方城市被开放成为商埠；条约还规定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自由航行，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传教。这样，列强的对华扩张就从东南地区进一步深入到内地和北方地区。
    19世纪60年代，中国与列强的关系相对平稳，即如有的洋务派官僚所说，“中外相安，十年元事”。而进入70年代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加紧了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彼此之间也展开了分割殖民地的争斗。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的邻邦和边疆地区遭到侵略者更加严重的蚕食鲸吞。当时，中国的西部边疆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均出现危机。l865年，浩罕国军官阿古柏率军队侵入南疆，得到英国的支持。而沙俄则趁此机会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于l871年7月出兵占领了伊犁。1884～1885年，法国发动了侵略越南、侵略中国的战争。在此前后，英国加紧向云南、西藏进行扩张。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也就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l874年，日本发动了对台湾的侵略；l894～1895 年，发动了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清政府被迫于l895年4月与日本订立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日本控制朝鲜，向日本割地、赔款、开放新的商埠，并允许日本人在中国投资设厂。《马关条约》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给中国近代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首先，日本割占中国台湾省等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刺激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第二，对日巨额赔款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被迫以牺牲主权为代价举借外债，致使中国的内政外交进一步为列强所控制。第三，允许外资在中国投资设厂，使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合法化。而日本则利用巨额战争赔款疯狂扩充军备，使自己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迅速成为远东地区的侵略战争策源地。
    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借口镇压义和团的“排外运动”，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并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立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款45000万两白银；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并驻扎军队；将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的炮台“一律削平”，准许各国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l2处驻军；惩办在义和团运动中同帝国主义作对的文武官员；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的组织。《辛丑条约》是一个空前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使得中国的各项主权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使得帝国主义列强极大地加强了在中国的统治。《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庚子赔款”，本息合计白银98000多万两，加上各地地方性赔款2000多万两，总数超过lo亿两，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残酷经济掠夺；它关于惩办“首祸”和禁止中国人加入或成立反帝组织的规定，体现了对中国的严厉政治奴役；它关于在北京设立单独的使馆区、在中国境内平毁炮台、驻扎军队的规定，是对中国实行的野蛮军事控制。一位外国人曾指出，《辛丑条约》订立后的中国，“已经达到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落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
    1901至1919年，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期间的列强没有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但并没有停止其它形式的侵略扩张。l904年，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动了日俄战争，将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又乘机占领青岛，将侵略势力扩展到山东。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列强又乘中国政治动荡之机大肆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英国策动所谓“西藏独立”。

    (二)不平等条约下的半殖民地秩序
    在中国近代前期，列强通过与清政府订立《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各种特权，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确立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秩序。
    首先，中国的大片领土被割占。在列强对华侵略扩张的过程中，中国的大片领土被割占。1842年，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割占了香港；l860年，它又通过《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南端的九龙司割归“英属香港界内”。自1840～50年代起，沙俄不断派兵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和新疆地区，蚕食和占领我国东北和西北边疆地区的领土。它通过l858年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通过1864年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此后，沙俄又乘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机占领我国伊犁，通过l881年的《伊犁条约》和几个勘界条约，割占了中国西北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样，沙俄在19世纪累计割占中国领土多达l51万平方公里。l895 年的中日《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这一条约签订后，沙俄感到日本割占辽东半岛会妨碍它向中国东北地区扩张，因此联合法国和德国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放弃这一权益。此后，台湾和澎湖列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度过了50 年，直至l945年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胜利，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列强还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租界和索取“租借地”。《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人携带家属寄居；次年订立的中英《虎门条约》则规定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l845年，英国胁迫清政府在上海地区的官员以告示的形式发布了《上海租地章程》，规定在上海划出一个地段，专供外国人租借和居留，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上海“英租界”。l853年，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又趁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之机，自行公布《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在租界内设置巡捕，征集税收，成立行政机构工部局。从此，殖民地性质的租界制度形成。在这种制度下，列强不仅可以在各地的租界中修筑房屋，开办商行、银行、学校、医院、教堂，而且通过设立工部局、会审公廨等政治机构，攫取了租界地区的立法、行政、司法、警察、税收等各项权力，而中国政府则丧失了对租界地区的行政和司法管辖权，租界逐渐成为“国中之国”。自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初，列强在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天津等l6个城市设立了租界。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又纷纷在中国索取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l898～1899年，清政府先后与德、俄、英、法订立了《胶澳租界条约》、《旅大租地条约》及《续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订租威海卫专条》和《广州湾租界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胶州湾、大连湾、旅顺湾、威海卫、九龙半岛和广州湾统统变成了列强的“租借地”。根据上述各个租地条约，“租借地”在租期之内完全由列强管辖，中国停止行使自己的主权，这些地区因此成为列强的殖民地。
    第二，中国的关税主权受到严重损害。
    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皇帝陛下同意在所有通商口岸制定一部公平的、正式的进出口关税和其他费用的则例，该则例将公开颁布。”按照这一规定，清政府需要制定一部正式的关税税则，这部税则尽管必须被认为“公平”，但制定权和公布权本应属于清政府，而不须英国人参与。然而，昏聩的清政府却应英国的要求同它进行了关税谈判，以两国协定的方式规定了各种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从而在实际上丧失了关税主权，即自行制定和改变税率的权力。
    第三，中国的司法主权遭到破坏。
    1843年订立的《虎门条约》规定，以后中国人与英国人之间“倘遇有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样，英国就首先在中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刑事诉讼领域，取得了领事裁判权。次年，中美《望厦条约》订立，进一步将领事裁判权扩大到民事诉讼领域以及其他国家侨民与美国人之间的诉讼领域。继英美之后，其他各国也先后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此外，l854年英法美议定在上海租界内设置工部局，已经开始攫取租界内的司法权。至1864年，又经清政府与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由中外法官共同组成的审判机构，称会审公廨。有关章程规定：纯属外国人之间的诉讼，全由外国领事审理；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外国人的诉讼，由外国领事“主审”，中国会审官只能“观审”；其余案件，名义上由外国领事和中国会审官“会审”，但会审官由外国领事团委任，审判权实际上操于外国人手中。
    第四，中国的海关行政管理权被外国人所控制。1853年，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设在租界内的上海海关被捣毁，英、法、美乘机诱使上海道台吴健章与之订立协定，成立由英、美、法三国人员组成的所谓“关税管理委员会”，代中国征收关税，上海海关的管理权因此落人外国人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应英国的要求，确立了聘用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海关税务司制度。此后，总税务司一职长期由英国人赫德(R．Hart)担任，各通商口岸的海关也全都设立了由外国人担任的税务司。海关税务司制度使得中国的海关行政管理权受到侵害，为列强对华经济扩张提供了便利。

三

    1853年初，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领导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l853年3月定都南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它没有新的社会政治力量作为领导，因此就其基本性质而言，仍是一场旧式的农民战争。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场发生于中国近代新历史时期的农民战争，因此在某些重要方面带上了新的时代色彩。

(一)《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以土地问题为核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内容的纲领性文件。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j
    1．关于土地所有制。《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须随人口和各地收成情况的变化不断重新分配。这说明它实行的是土地国有政策，即全国土地归太平天国政权所有。它规定将土地分配给全体农民耕种，不分男女平均分配，l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
    2．关于社会、政治和军事组织。《天朝田亩制度》规定自下而上建立社会、政治、军事合一的系统组织，承担组织生产和分配、文化教育、社会保障、民事诉讼、宗教事务、治安及作战等各方面的职能。
    3．关于生产、分配和消费。《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户为单位从事农业、副业和手工业生产。所有分得土地的农民，都必须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对一切农副产品和其他财产均实行公有，“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具体实行办法：每25 家设一国库，每年农作物收成后，各家除留足一年食用外，全部缴归国库，布帛鸡犬银钱等也同样上缴。各家遇有婚丧嫁娶等事，所需钱、谷由国库按规定支给，“处处平均”，“通天下皆一式”。
    《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既有革命性又有落后性。其革命性表现在：它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明确规定将全部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这鼓舞着农民起来进行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它也为后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制定反封建的土地纲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天朝田亩制度》的落后性表现在：第一，它试图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固定化，不了解这种做法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相矛盾的。第二，它主张在劳动产品分配方面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天朝田亩制度》虽经太平天国政权颁布，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实行。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太平天国政权没有可能在其占领区内进行普遍的土地调查和从容分配。但更重要的是，《天朝田亩制度》自身的空想性使得它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行。
    在《天朝田亩制度》未能实行的情况下，太平天国占领区实际实行的土地政策往往因时而异、因地而异。l854年，太平天国宣布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即按照清朝的田赋制度，由大小土地所有者向国家缴纳田赋。在具体实行过程中，有的地方不准地主收租，由自耕农和新获得土地的佃农向太平天国政权缴纳田赋；有的地方还给农民颁发了土地证——“田凭”。但也有的地方，太平天国地方政权允许地主收租，由自耕农和地主向太平天国政权缴纳田赋；少数地方甚至还成立半官方性质的“收租局”，帮助地主收租。《天朝田亩制度》虽然没有得到实行，但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各地农民仍然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土地；有些地方虽然没有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但农民也减轻了地租和赋税负担。

(二)《资政新篇》

    1859年，当时主持太平天国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向洪秀全提交了《资政新篇》，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资政新篇》将其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分为四类：
    1．“用人察失类”。这部分内容针对当时太平天国内部出现将领各自为政的现象，指出“结盟联党”会导致“军法难行”，主张“禁朋党之弊”。
    2．“风风类”。主张对于一些无法强行兴办的善事和强行禁止的陋俗，要采取移风易俗的办法，“以风风之，自上化之”。具体办法是，“在上者”遇见男子留长指甲、女子缠足：等陋俗应“鄙之忽之”，“怒之挞之”；遇见兴办医院、礼拜堂、学馆等善事应“亲临以隆其事，以奖其成”，或“诏谕宣行”。
    3．“法法类”。主张对于那些“大关世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的大事情，要立法推行。其中涉及政治制度方面的措施包括发行报纸，设立“暗柜”(意见箱)，设立职权独立的新闻官，废除株连制度，禁止买卖奴仆等；涉及发展经济方面的措施包括发展铁路、公路、轮船等交通事业，兴办银行，兴办工艺制造业，开发矿产，办理邮政等；涉及革除陋俗的措施包括禁止溺婴，禁酒，禁鸦片，禁庙宇寺观，禁看风水，改造不务正业的堕民等。
    4．“刑刑类”。主张采取各种措施以改革刑罚制度，如改善犯人待遇，使之参加劳动，尊重其人格；死刑用绞刑等。
    《资政新篇》是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文件，其中许多内容具有鲜明的近代色彩。例如，它以称赞的口吻介绍了美国的选举制度、国会制度，主张由私人创办报纸并以之监督国家行政；主张兴办近代工矿、交通、金融、邮政事业，并允许私人经营，允许使用雇佣劳动；主张与外国平等来往通商，同时用竞争手段抵制其经济扩张。可以想象，如果太平天国起义不是发生在近代时期，这样一个文件的产生是不可能的。不过也应看到，《资政新篇》并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产物；它的出现主要是同洪仁玕的个人经历和文化素养有关(洪仁玕曾在香港生活达6年之久，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熏陶，并加入了基督教)。
    由于缺乏阶级基础，《资政新篇》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改革建议，当时没有在太平天国中引起积极反响，也没有得到实行。不过，许多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建议都得到了洪秀全的肯定，这说明中国农民可以接收近代先进事物。

    (三)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

    太平天国作为旧式农民起义，虽然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却不能创建一套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因此很快就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趋于封建化。    、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人承袭了封建帝王将相的奢侈腐化作风。他们大兴土木建造王府，府内享用豪华，外出盛陈依仗，还承袭了封建帝王的嫔妃制度。
    太平天国实行君主政体，“上下必判尊卑”，等级森严。其结果，不仅造成官僚主义盛行，工作效率低下，而且使得领导人之间隔阂日深，矛盾重重，每人周围都形成了一个宗派集团。杨秀清是太平天国前期军务、政务的实际主持人，功劳很大。但他却自恃功高，飞扬跋扈，不能平等对待其他领导人。韦昌辉对杨秀清则表面恭顺谦卑，暗中广结党羽，伺机而动。洪秀全在天京沉溺于宗教和腐化生活。l856 年夏，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不甘将最高领导权交给杨秀清，乃密令韦昌辉诛讨杨秀清。是年9月初，韦昌辉发动天京事变，将杨秀清杀害，并杀死其部属二万多人。不久，石达开调集在前线同湘军作战的太平军准备回师讨伐韦昌辉。11月中，洪秀全下令诛死韦昌辉。杨秀清、韦昌辉死后，石达开回朝辅政，得到太平天国将士的拥护。但洪秀全却对石达开产生疑忌，处处挟制。．,1857年6月，石达开不顾大局，率太平军精锐十余万人出走，后于l863年在四川大渡河败亡。
    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给太平天国造成了巨大损失。首先，它搞垮了太平天国前期的领导核心，削弱了起义队伍。第二，它使得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急剧逆转。第三，它使得太平天国的思想信仰发生了危机。许多人通过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看穿了“拜上帝教”的西洋镜，从此悲观失望，人心趋于涣散。

    (四)太平天国的劲敌——湘淮军和“洋鬼子”
    太平天国是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军阀官僚所统率的湘淮军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镇压之下失败的。而湘淮军的崛起和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内部政治事务的介入，都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朝入关，依靠满蒙八旗兵镇压各种反清力量，定鼎中原后组建了绿营兵。绿营兵平时分散驻防各地，遇有大兵役发生，由朝廷任命钦差大臣、参赞大臣，组成出征大军集中作战。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仍采用这个办法调集各地绿营兵进行围堵，但均被太平军打败。1853年春，清政府任命40余名在籍大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在各地举办团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曾国藩创办的湘军。
    曾国藩于l854年初练成湘军l7000人，开始同太平军作战。湘军营制，由曾国藩选用统领，各统领自置营官，各营官自拣哨官，各哨官自挑什长、士兵；全军服从曾国藩一人。湘军的大小将领大部分是曾国藩的亲属和门生故旧。湘军的军饷绝大部分依靠自筹，这使得当时为“吃粮”而投军的兵勇们把将帅视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培养他们忠于将帅个人的思想意识。这样，曾国藩实际上就把湘军练成了一支私人军队。正因为如此，人们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军阀的鼻祖。l862年，左宗棠、李鸿章分别被清政府任命为浙江巡抚和江苏巡抚，在此前后，他们也分别编练了自己的军队。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他编练的军队被称为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以及在此之后，各地还存在其他不少湘淮军式的勇营。镇压太平天国后，不少勇营的统帅因战功而被任命为各地的总督和巡抚，他们不但拥有军权，而且专擅各省的行政权，从而形成了晚清督抚专权的局面，这种局面在民国初期演变为各地军阀的割据和混战。
列强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和政策，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当太平军向南京进军时，列强驻华外交官员一般倾向于进行武装干涉，以便向清政府索取“报酬”。但由于太平军迅速占领南京，这种计划未能实施。在这之后，列强宣布在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之间采取“中立”立场。在“中立”的旗帜下，列强自1853年开始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为筹码，要求清政府同意其扩大在华特权。与此同时派人访问天京，考察：赶平天国政权的对外政策。经考察后，他们都得出结论：太平天国不可能履行清政府与他们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在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之间，还是应支持前者，“不管它是多么恶劣、腐败和愚昧”。在这之后，列强与太平天国不断发生武装冲突，至l860～1862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双方的关系陷于决裂。l862年，清政府决定“借师助剿”，开始同侵略者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此后，在上海、江苏和浙江战场，英法军队均参与了对太平军的作战。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最终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

四

    19世纪60一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场在经济、军事等领域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即所谓“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内容广泛，它一方面包括编练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军工业和近代民用企业、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硬件”方面的举措；另一方面也包括确立新外交方针这样的“软件”式举措。在关于洋务运动课程的学习中，除了解它的内容外，还须正确、全面地把握它发生的历史背景、整体定位和长远影响。   

(一)洋务运动的背景

    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洋务运动，其背景在于清政府当时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中国自古以来的边患来自生活于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不过，这些游牧民族由于在文化上落后汉民族，它们入侵中原的结果，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汉文化，甚至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然而l840年后的二十年间，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却被来自于东南大海上的侵略者所打败。这些侵略者船坚炮利，有着高于我们传统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这种情况在当时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觉，他们惊呼中国面临“数千年来之一大变局”。几乎与此同时，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浪潮蔓延十几个省份，险些将清统治吞没。这就是当时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

    面对如此严峻的内外形势，清统治集团内部围绕如何继续维持自己统治的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一部分人主张对内应恪守祖制，强化封建伦理纲常，恢复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破坏的中央集权制度；对外应寻找机会将洋人撵出中国。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措施就可以使得正处于衰败之中的清统治得到复兴。这部分人被史家称为顽固派。另外一部分人则提出了包含两个基本方面的新主张：“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即对外要“和”，对内要“变”。这部分人被称为洋务派。

    在对外政策方面，洋务派认为当时中国对外不能言战。对此他们提出了三方面的理由：第一，西方列强的大炮无坚不摧，轮船、电报瞬息万里，中国靠城墙、关口抵挡不住，遇上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如果开战，“即暂胜必终败”。第二，英法军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攻入北京，对清王朝“可灭不灭”，“不毁我宗庙社稷”，并且帮助镇压太平天国，是“有德于我”，因此对他们也不应言战。第三，西方列强不同于历史上的异族入侵，他们不是要夺清朝的江山，而是“志在通商”，“可以信义笼络”。因此，应该像三国时期蜀吴联合抗曹那样，联合列强平定内乱。

    在对内政策方面，洋务派认为在当时形势下“自强为第一要务”，不自强就不能自立。而所谓自强，就是要变法，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制器练兵”。他们说，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对内镇压人民反抗，同时也有助于抵御外来侵略。例如李鸿章认为，中国只要有了“开花大炮”和轮船这两样东西，外国人就得停止侵略。曾国藩则说，借外国人的力量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只是解决了一时的危难，而学习外国人造船造炮，才能够收永远之利。
    上述顽固派的主张，迂腐无用，不足以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统治；而洋务派的主张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采纳了洋务派的主张。而这种主张的实行，就是洋务运动。

    (二)洋务运动的整体定位

    搞清了洋务运动发生的上述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洋务运动的主导者清政府，而不：是其他各种社会人士；第二，洋务运动不是一些彼此不相关联的零散活动，而是清政府内政外交方针的整体性转变。正因为如此，当时人们称洋务运动为“新政”(“洋务运动”一词是后人的用语)。

  ，必须看到，洋务运动作为“新政”，是相对于“旧政”而言的，它同后者一样同属于清政府的政务。清政府以往的政务局限于文官铨选、赋税征收、祭祀礼仪、军队管理、刑罚审判、建造修缮等封建性传统事务，由六部九卿等机构承担。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面对接纳外国公使驻京、购买制造新式船炮、办理海关事务、成立外语学校、派遣留学生等与外洋有关的政务。这些政务均具有近代性质，是传统国家行政中所没有的，所以被称为“新政”。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是专门办理洋务新政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建立，不仅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同时也是一种国家行政的近代化改革。

    洋务运动的推行，不仅仅意味着各项洋务事业的相继开办，同时也意味着清政府施政方针的改变，这在外交方面尤其明显。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还没有完全屈从于资本主义列强，虽然被迫与之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不愿认真遵守，经常与列强发生冲突。这一时期的清政府外交如曾国藩所说，“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计”。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外交原则是对外妥协，承认和遵守不平等条约，即曾国藩所谓“守定和议，绝无更改”，“坚持一心，曲全邻好”。这是洋务运动在外交方面的根本方针，同样也是洋务运动的内容。
    综上所述，“制器练兵”、办新学堂等各种举措只是洋务运动的具体内容；就整体而言，洋务运动乃是清政府为了应对当时的“内忧外患”而在内政外交方针上所作出的调整，是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实行的“新政”。

(三)洋务运动的得与失

    洋务运动是在“自强”、“求强”、“求富”的旗帜下进行的，它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种延续到90年代。当洋务派主张对外妥协时，他们告诉人们，中国应该“含忍议款，徐图自强”，只要忍受暂时的屈辱，奋发图强，将来就有出头之日。然而就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经历了边疆危机，经历了中法战争中的“不败而败”，最后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屈辱地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相信洋务运动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道路。于是有人说，“洋务运动破产了”。不过，后人一般仍然认为，洋务运动有失也有得，它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有着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洋务运动的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

    在经济方面，洋务运动引进了大机器生产，为中国创建了近代的工矿交通通讯事业。我们知道，中国虽然在明清时期就存在使用雇佣劳动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然而却没有自发地出现工业革命，中国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国外引进的。而在这方面，洋务运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19世纪60年代始，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大官僚，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军事工业，清政府各省当局大多也创办了自己的军火生产机构。这些军事工业虽然就生产关系而言还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从外国购进设备来生产船舰、枪炮、弹药，将大机器工业引入了中国。洋务派在这一时期所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民用工业，也都属于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除制造业外，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等人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从而建立了中国自己的近代采矿、航运、铁路和通讯事业。

    在军事方面，洋务运动中编练新式海陆军，使得中国开始走上了军事近代化的道路。清代传统的军事力量是八旗兵和绿营兵，其武器装备主要为大刀、长矛、弓箭，虽有少量火器，也十分落后；军队的训练方法主要为刀法、枪法、拉弓、射箭、举重石、排阵法等。洋务运动开始后，清政府使用洋枪洋炮并聘用外国教官训练自己的陆军。1874年，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式海军，经十余年的努力，组建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新式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规模最大。北洋海军于1888年成军，共有“定远”、“镇远”等20余艘船舰，在旅顺El、大连湾和威海卫设有炮台、船坞。这些新式海陆军虽然因清政府政治腐败而在各方面存在许多弊病，并且在历次抵抗外敌的战争中大吃败仗，但毕竟开启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历程。

    在文化教育方面，洋务运动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l862年，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此后至1894年，清政府共创办新式学堂24所。l872至1875年的四年间，清政府每年派出3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1877年后，又选派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分别赴英国和法国学习海军、造船及建筑、法律等专业。洋务运动在翻译西书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当时，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都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

    对于洋务运动的外交方针，也不应不加分析地简单否定。在当时清王朝国力衰微，事事落后于人的情况下，洋务派不轻易言战，应该说是一种较为现实的态度。有些不平等条约，除包含割地赔款、侵害中国各项主权的内容外，也包含有某些合理因素，如开放通商I：1岸、公使驻京等。这些条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被列强用来谋取侵略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它们也是中国融人世界和走向近代化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洋务派在外交方面真正需要抨击的是以下两点：第一，他们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那样，通过长期的、锲而不舍的外交努力来争取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二，他们缺乏通过外交将中国融人世界的远大目光，而是过于注重权谋，热衷于搞“以夷制夷”。

    从整体角度看，洋务运动也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君主官僚专制制度是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它导致政治和社会的腐败，导致周期性的天下大乱，是中国迈向近代、走向强盛的最大障碍。然而洋务运动打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对这一体制丝毫不做触动。相反，、当l9世纪中叶这一体制因西风东渐而面临崩溃时，恰恰是洋务运动通过“变法”为它提供了一种得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新机制。这种对于君主官僚专制体制的维护，是洋务运动的最大历史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