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运动，既是一场爱国运动，又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l895年春，康有为、梁启超领导发动“公车上书”，标志着戊戌变法运动的开始。此后，维新派在北京和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设学堂，积极进行推动变法的宣传组织活动，将变法运动推向了“百日维新”的高潮。不久，以西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发动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失败。
(一)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背景
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背景可以归纳为三点：
L社会背景。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在中国强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造成了中国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挺身而出，四处奔走，呼吁通过变法来谋求国家的富强，来挽救民族危亡。他们联合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
2．阶级基础。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增加财政收入，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进一步瓦解着中国的自然经济，拓宽了中国国内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所有这些，都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工业的浪潮，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壮大，给戊戌变法提供了阶级基础。
3．思想基础。l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一批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潮。这种思潮要求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同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思潮内容大致相同。早期维新思潮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思想基础。
除此之外，在经历了边疆危机、中法战争，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再相信洋务运动那一套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道路，这也构成了戊戌变法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十分复杂的。而就其直接原因而言，在于维新派和光绪皇帝所要推行的改革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因此须面对强大的守旧势力。 ．
“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和倾向维新的官员纷纷上奏折，提出新政建议。光绪皇帝选择其认为可行者予以采纳，颁布了几十道变法上谕。其主要内容包括准许臣民上书言事、允许创办报纸、裁撤闲散衙门和冗员、许旗人经营商业以自谋生计；提倡和奖励士民投资设厂、开垦荒地、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裁汰绿营、军队改用西法训练；废八股、将各省大小书院、祠庙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创办各种专业学堂以及派人赴日本留学，等。
这些关于新政的诏令虽然不含有开议院、定宪法等近代资产阶级性质政治改革的内容，但仍然较为深刻地触动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例如，在清朝的君主专制制度下，不仅一般百姓和士子不得议论国家政事，就连中下级官吏也没有向皇帝上书言事的权力。而新政上谕规定，此后京外各官不论品级高低，均可自行具折或经主管官员向皇帝上奏疏，一般士民也可经都察院或地方官员上书言事，在一定意义上开放了言路，对专制制度是一个冲击。叉如，允许创办报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出版、言论自由。
由于“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具有相当的深刻性，所以它们一旦得到实施，必然会触动各种守旧势力的切身利益。例如，裁撤闲散衙门和冗员会使大批官僚胥吏失去赖以贪污纳贿的职位；裁汰绿营会导致许多将弁失业和失去营私舞弊的机会；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允许创办报纸将会影响贵族官僚们的专制权威；废八股、兴西学会使成千上万只会做八股文的科举士人失去进身之阶，使大批靠讲授八股文谋生的塾师失业；准旗人自谋生计，意味着他们不再能够继续过寄生生活；废淫祠、书院必然会触动把持这些场所的地方势力的私利。总之，新政如果得到落实，会直接和间接地触及到大批人的既得利益。因此，“百日维新”遇到了来自守旧势力的强大阻力。
作为这些守旧势力的代表，一些贵族和大官僚顽强地抵制和破坏变法。对于维新派所建议的开制度局，有的军机大臣说：“这等于要废我军机处，我宁可忤旨，也不能执行。”他们还采取两面派的态度来对新政诏令进行歪曲和敷衍。军机大臣们在为光绪草拟批复新政建议的上谕中，对维新派的变法建议表面上无一句反驳，但往往搞偷梁换柱，变换其内容。还有些官僚，对于新政上谕或者说“看不懂”，或者说“没办过”，拒不执行。地方督抚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一人真正支持变法，其他人均持抵制和敷衍的态度。这样，在守旧势力的抵制和破坏下，光绪皇帝的新政上谕大多成了一纸空文，未能真正实施。而当光绪皇帝试图以罢黜礼部六堂官等措施来排除阻力、推进变法时，双方的矛盾便趋于激化。维新派和光绪皇帝没有较为强大的资产阶级作后盾，也不依靠下层民众，在统治集团内部又找不到赖以支持变法的力量。这样，当以西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发动戊戌政变时，他们束手无策，戊戌维新运动因此而失败。
(三)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意义与局限
戊戌变法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但却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
戊戌维新运动具有鲜明的爱国性质，或者说是一场试图通过改革来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等维新派奋起发动了维新运动，号召人民起来变法图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应该说，20世纪中华民族的觉醒，奋起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并最终取得胜利，其起点正是发生于19世纪末的这场维新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主张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其最主要的出发点也是爱国、救国、强国。在中国近代存在两种爱国主义。其中一种爱国主义主要由下层劳动人民所体现，他们主张正面抗击外国侵略，以保卫国家的主权和争取民族的独立。另一种爱国主义则主张通过“自强”来救亡图存，戊戌维新的爱国主义就属于这一种。这种爱国主义认为，致使中国陷入民族危机的主要原因在内而不在外——不在于列强威胁，而在于中国自身的“劣”和“弱”。而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办法，不在于对外正面抵抗，而在于对内改革。维新派认为，中国当时的封建制度已如同粪墙朽木，腐败不堪，根本不能同西方以及Fl本的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相匹敌。因此救亡图存的根本出路，不在于对外御侮，而是在于对内改革。他们指出，只有维新变法，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
戊戌维新运动也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甲午战争后，维新派在总结洋务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主张。他们指出，清政府搞了三十多年的洋务新政，结果是“不睹其利，反以蔽奸”，“利未一见，弊已百出”，根本原因就在于“变法不知本原”。他们批评洋务运动仅限于学习西方的生产军事技术，而没有注意学习人家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梁启超指出，清王朝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弊病在于“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即君权太重，官制等级森严，而人民没有政治权力。因此他提出，维新变法“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民共主”。
戊戌维新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潮流。中国的封建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毒害和禁锢非常深。在清代，统治者用程朱理学、八股文章、考据训诂来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将这一切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不许人们有丝毫异议。而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维新派“托古改制”，把自己的主张挂上孔子的招牌，拿孔子对抗孔子，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此外，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下，不许人们议论政治，批评和冒犯统治者。而戊戌维新运动兴起后，维新派创办学会、报刊、学堂，公开议论时政，宣扬民权、平等和进化论等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所有这些，也都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一次解放。
当然，戊戌维新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性。
首先，维新派不主张正面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关于当时中国出现民族危机的原因，维新派只强调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落后，这一点固然不错。然而他们却进一步认为，中国只要能够做出自强的姿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就会自动罢手，所谓“其谋可立戢，而其祸可立弭”。这就只是一种幻想了。由于对帝国主义存在幻想，维新派甚至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例如，他们曾向光绪皇帝推荐甲午战争期问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做清政府的顾问；当“百日维新”面临顽固派的扼杀时，维新派出于争取列强援救的考虑，甚至提出中国可以与英、美、日，尤其是与日本“合邦”。
第二，维新派也没有正面反对整个封建制度：维新派本身都是官僚士大夫，与旧制度之间存在割不断的联系。他们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试图用只立不破、多立少破的方法来发展资本主义。戊戌维新对于封建的土地制度问题丝毫没有触及。对于作为君主专制制度重要基础的科举制度，“百日维新”中也没有从根本上予以废除，而只是宣布改革其考试内容和文体。“兴民权，设议院”是维新派区别于洋务派的基本政治主张，然而当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时，也被束之高阁。自1898年1月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大臣传见康有为后，康有为感到自己已经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因此暂时放弃了“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提出“以君权雷厉风行”，依靠皇帝进行变法。这无疑是对封建守旧势力的一种妥协。
第三，维新派搞变法没有依靠人民群众。维新运动要实现维护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这两个目标，就必须革除在中国盘根错节的封建制度，就必须驱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如果没有群众性社会运动，这是做不到的。但康有为等人发起维新运动的出发点之一，却在于避免革命，避免“金田之役复起”，避免清统治的灭亡。他们的这种立场和态度，导致他们在与守旧势力斗争时陷于孤立，只能依靠一个皇帝来进行变法，最后惨遭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