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所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在近代前期，先进的中国人坚持向西方学习，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
(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从鸦片战争开始，先进的中国人就主张在“器物”层次上接受西方文化。当时，林则徐、魏源是这些先进中国人的代表。
1839年，当林则徐被派往广州查禁鸦片时，他对于外国侵略的抵抗，采取了较之当时统治集团中任何人都更为坚决的立场。而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较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任何人都更为坚决、更为明确地主张，要了解敌人，要向敌人学习。1840年，他正式向清政府建议，仿造西式大炮，“师敌之长技以制敌”。他在查禁鸦片和领导防务之余，“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积累大量资料编成了《四洲志》，叙述各国历史、疆域、政治情况，被称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841年，林则徐遭投降派陷害，被遣戍新疆。在镇江，他遇上了自己的好友魏源，将《四洲志》草稿交付给他，嘱他继续加工编辑。1844年，魏源终于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了《海国图志》，叙述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情况，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开拓殖民地、炮舰政策、基督教传播以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生产状况和风土人情都有介绍。这部著作，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眼界大开，耳目一新。直至19世纪90年代初，阅读这部书籍仍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借以了解外部情况的主要途径。在《海国图志》的叙言中，魏源继承林则徐的思想，明确指出编纂该书的目的在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主张除了应向西方学习大炮、军舰制造和练兵之法外，凡其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先进技术，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锯、火轮船、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称等，均应学习。总之，要“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他坚信中国人的智慧丝毫不逊于西方人，说将来“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洋务派继承了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洋务运动中，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贵族官僚亲眼目睹西方侵略者“船坚炮利”，深深感到“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他们指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借这些武器先进的侵略者之力打败太平天国，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只是“纾一时之忧”；但从长远观点看，如果不能在军事上迎头赶上，中国将无以立国。他们因此主张购买、仿造外国新式船炮。与此同时，作为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也提出了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主张。他说，西方的“火船、火车、钟镖、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探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这些有用之物均属于“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后来成为了近代中国爱国者对待世界先进文化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直至清末，著名革命党人陈天华仍在他的《猛回头》一文中以通俗的语言向人们宣传这种思想。他说：“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譬如与我有仇的人家，他办的事件很好，却因为有仇，不肯学他，这仇怎么能报呢?”他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方面收回西方列强侵占的权力，一方面学习西方，结果走上了富强之路。而“中国和日本正是反比例，洋人的长处，一点不肯学，有说洋人学问好的，便骂他想做洋鬼子。洋人的洋烟……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倒是没有不喜欢的。……有人口口说打洋人，却不讲洋人怎样打法。……即如他的枪能打三四里，一分时能发十余响；鸟枪只能打十余丈，数分时只能发一响，不学他的枪炮，能打得他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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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越“中体西用”
在鸦片战争后至洋务运动期间，一些人～方面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时，另一方面往往坚持中国在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优于西方。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强调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目的只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国的文物制度，而绝不能使得这种文物制度受到侵害。例如李鸿章就说：“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惟火器不能及。”19世纪七八十年代，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支持和参与清政府洋务新政的知识分子，一般也持这种观点。例如王韬认为，舟车、钟表、火器等“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而孔孟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薛福成也说中国应该“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至19 世纪末，这种主张被洋务派大官僚孙家鼐、张之洞等人简单而明确地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l898年，张之洞撰写了《劝学篇》一书，分内篇、外篇。他说“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务本”，是说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必须坚持，不能改变；所谓“务通”，是说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应该学习，变通应用。对于西方的民权、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张之洞予以坚决的排斥，他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行，议院万不可变通”。
然而，对于这种割裂“道”与“器”、“体”与“用”，完全排斥西方政治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观点，也一直有人持不同立场和意见。例如，魏源在编译《海国图志》时，虽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尚且缺乏真正的了解，但对于其议会民主、地方自治等制度，也以赞扬的口吻做了介绍。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在学习西方问题上也没有局限于封建的“道本器末”窠臼。他不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而且主张效仿某些西方的政治制度。例如，他主张设立民办的“新闻馆”，发行报刊，以报道“时事常变、物价低昂”；主张设立职权独立的“新闻官”，以便对政府实行舆论监督。l9世纪七八十年代，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早期维新派在坚持“道本器末”的同时，也开始提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张。他们说：“泰西议院之法，……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害之根源也。”“即英国而论，蕞尔三岛，地不足当中国数省之大，民不足当中国数省之繁，而土宇日辟，盛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者，岂有他哉?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耳。”他们尤其推崇英国等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称之为“君民共主”制，认为君主制“权偏于上”，民主制“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
至19世纪末，洋务新政在“求强”、“求富”的口号下进行了三十余年，但究其最终结果，“强”起来的只是淮系、湘系等官僚军阀集团，“富”起来的只是一些贵族、官僚、买办、巨商，而国家和人民却既未见其强，也未见其富。相反，中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两次战败，并最终陷入了被列强瓜分的险恶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思洋务运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观点和作法。他们看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时预先规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基本原则，即封建的政治社会制度不可动摇，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他们批评说，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来说，“体”和“用”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邑不可分割的。严复比喻说，牛有牛的“体”和“用”，马有马的“体”和“用”——牛之“体”决定了它有负重之“用”，马之“体”决定了它有致远之“用”；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好比要求“以牛为体”来求马之“用”，根本行不通。他指出，洋务运动在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下，必然只能是“盗西法之虚声，沿中土之实弊”，不可能取得成功。于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放弃了一‘洋务救国”的幻想，突破和超越了“中体西用”的窠臼，转而以维新和革命、立宪和共和相号召。继洋务运动注重引进西方军事和生产技术之后，开始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中进一步引进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
(；)学习西方，“首在立人”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建立独裁统治，中国的政治社会状况甚至较前清更坏，许多人对包括民主共和制度在内的“西法”可以救国产生了怀疑。毛泽东、鲁迅都曾记述过当时中国人的这种怀疑：“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使人们生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人们问道：清末主张维新的人士说，只要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去发辫、逐满人、排专制，国家就可以强。现在这些全都实现了，为什么国家反而更乱?对于这种疑问，封建顽固分子们的答案是：辛亥革命革坏了，民主共和搞坏了，学西方学坏了。他们宣传说，封建的纲常名教是“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体”，必须恢复。否则，中国就会成为“土匪禽兽之国”，甚至就会亡国。
针对这种尊孔复辟逆流，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激进知识分子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指出，民国初年出现日益败坏和动荡的社会形势，不是由于辛亥革命革坏了，而是由于中国的封建根子还没有拔掉，这种封建根子就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他们提出，应该全面地引进西方文化，尤其应该引进西方崇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用以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为此，新文化运动响亮地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树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新青年》的作者们认为，中国的文化是旧文化，欧洲的文化是新文化，欧洲文化之输入中国是历史的进步。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每一步都要引起同中国文化的冲突；而每经历一次冲突，中国“国民即受一次觉悟”。陈独秀认为，明中叶至清朝初年，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将一些西方科技知识输入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运动逐步深入，洋务运动提倡西方的制械练兵之术，戊戌变法学习西方的行政制度，辛亥革命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旨在“根本解决政治问题”。然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实行的却是假共和，专制并没有结束，“吾人子共和政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在这种形势下，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实现“吾人最后之觉悟”。用鲁迅的话说，是“首在立人”。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伦理觉悟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所谓伦理觉悟，最根本的是确立个人独立平等的人格和进取精神。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这篇文章对青年提出六个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文章说：“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隶自处之义务”。每个人都应该脱离奴隶的羁绊，完成自主自由的人格——“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没有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而隶属于他人，就是奴隶，“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他们认为，缺乏个人的独立人格，乃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停滞之大原因”。因此中国要想强盛，就一定要学习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一定要以个人本位易家族本位主义”。
新文化运动这种向西方学习独立、自由、平等、进取精神的主张，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