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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总量随着政局的变化而有所升降，但从经济结构来说，从战国秦汉以后，就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特点，是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商品生产和交易的覆盖面在某些时期很广，但规模不大，没有形成全国性的主体经济部门的商品化生产。历代王朝都实行对不同程度的私有土地的管理，控制一定数量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土地所有权不断有所变动，但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则比较稳定。大部分时期里，国家只是管理土地和户口，而不管理具体的经济生活，农民生产什么，市场上交易什么，交易价格的高低，诸如此类的具体经济问题，官府并不进行管制。因此，从经济形态上说，中国传统经济是自然经济，小规模生产，以自给自足为主；从经济制度上说，中国古代则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属于自然经济形态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市场的自由度很大，但市场规模不大，社会分工不太发达。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服从于政治目的的朝贡贸易。到宋朝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总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世界各国处于尚未形成“整体的世界史”的前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
这种情况到16世纪的明朝中期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开始出现了新的转型。在经历了辽宋金元相对的动荡之后，明朝统一国家的重建，为中国农业经济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提供了超过前朝的历史机遇。明后期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说，“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若为士而生东晋之初，南宋之季，其视燕秦晋豫方物，已成夷产，从互市而得裘帽，何殊肃慎之矢也。”
随着社会的稳定，明朝的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在农业经济中，不仅水稻产量有了较大提高，高产粮食类作物和一些用于市场交换的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普遍起来，如番薯、玉米(玉蜀黍)、烟草、‘花生、棉花等。手工业中，冶铁、造船、棉纺、丝织、陶瓷、造纸、榨油、制糖、制茶、制烟、浆染等行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同时在明朝后期出现，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体现。 ，
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手工业部门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形容中国小农经济有一句俗语叫“男耕女织”，是从产品去向的角度，说明家庭生产的粮食和纺织品都主要是供自家消费的。如果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下，家庭里的分工也不会很明显，大部分情况只能是一种“男女共耕共织”的模式，如果家庭分工形成了“男耕女织”的模式，即女人长年在家纺织，则其纺织的产品只能是流向市场，而不可能全部供家庭消费。这种意义上的“男耕女织”是明中期以后在以纺织著名的区域出现的。如苏州所属的太仓、嘉定，“比闾以纺织为业，机声轧轧，昼夜不休，贸易惟花布”，松江各地则“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不仅农民生产的手工业品主要是流向市场，由于原料生产与手工业制造之间互为市场，一些地区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也主要是面向市场而不是供自己消费的。明朝后期，河南、山东和直隶都成为棉产区，这些地方农民产的棉花，一般都不用于家庭纺纱织布，而是流向市场，再经商人转贩至南方的纺织区，而他们再到市场上去购买南方纺织的布匹。当时有人这样描述河南的情况，“中州沃土，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徐光启也说到，“今北方之吉贝(木棉)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海而鬻诸南，布则泛海而鬻诸北。”
以上是农业和手工业互为市场的情况。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情况也更加复杂，原料、加工品和再制品之间的环节区分开来。如采矿、冶炼和制铁业之间，纺织、浆染和织袜业之间，都已经属于不同的行业了。在一些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中，内部的专业分工也更加细化。总之，新的经济部门通过生产环节的扩张而成长起来。
社会分工还表现在城乡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明朝中后期，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兴起了大量的市镇。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而城更多地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以机为田，以梭为耒”，大多从事纺织业。靠近这些市镇的村坊居民，也大都以种桑养蚕和纺织为生。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这是中国传统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扩大的前提下，商业资本活跃起来。明中后期，已经产生了一批以资本形式将财富投向商业的富商。凡是舟车所通之处，都有商人的足迹，并且按地域形成了一些大的商帮，如徽商、西商、江右商等。商业资本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出现了合伙经营。其中一部分商业资本还投向了手二[业生产。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总量中的地位呈现出来，并且在经济结构上开始冲击自然经济。白银作为贵金属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小买卖都用银来交易，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劳动力的价格也开始用银来计算了。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被称为“天下四大镇”的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全国性的贸易网络在逐步形成之中。
但是，从明朝中期开始的传统社会经济的转型，还是有很大局限的。商品经济只是对传统经济结构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没有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从地域上看，工商业的发展很不平衡，除了东南地区的部分州府，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融入到商品经济的体系中。从商业资本的流向看，商人致富后主要是投资从国家控制的经济中分利的贩盐业和积累高利贷资本的典当业，很少部分用于手工业的创办和扩大，很少投入真正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或在乡村购买土地，大势进行土地兼并，而土地的经营方式依然是租佃制剥削为主，商人地主没有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或用于政治投资，捐助官府兴修大型工程或赞助军资，有的干脆用于贿赂大小官僚，营造地方势力；或用于个人和家庭的享乐挥霍，过着豪华奢靡的生活。 ．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明清时期的海外攻策也发生着变化。明朝建立之初，蒙古“北元”政权仍对明朝构成威胁，日本海盗集团在沿海进行骚扰掠夺。“南倭北虏”的边防格局，使政局不稳。面对活跃于海上的亦商亦盗的走私势力，明朝统治者没有很好的办法，只好在沿海修建城防，同时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百姓私自出海贸易，严令“片板不许下海”，把出海的人开成是“无君无父之辈”和“化外之民”，主要目的是对海上走私集团进行经济封锁。朱元璋的海外政策基本是睦邻友好，把当时所知道的海外国家或地区，都列为“不征之国”，并告戒子孙不要倚富强而无辜兴兵。在严格的海禁政策下，明朝与海外诸国的经济往来主要采取朝贡贸易的形式，“惟不通商，而止通贡”。
“朝贡贸易”的具体内容是，各国派使以官方名义向明廷贡献方物，明廷则给对方以赏赐，颁发其所需各种物品。朝贡使者所带进贡以外的多余物品，可以与民贸易，进行互市。这种互市仅限于入贡的船舶，非人贡者不许其互市。明廷对于各国都发放称为“勘合”的执照，以此限制进行朝贡的次数，故又称为勘合贸易。明朝朝贡贸易的做法，是历代官方海外贸易方式的延续，将海外贸易看成是山海池泽之利，只能由朝廷控制进行，派宦官专门管理，交易的物品以宫廷所需奢侈品如象牙、香料、珍禽异兽及各种赏玩器物为主。海外贸易没有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乐时期，对外政策上转向积极。开始探索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的可能性。明廷多次派人出海，招徕海外诸国，在京师设立会同馆，对外国使节给予优厚礼遇。东南亚一些小国君主亲自来朝贡，其中有的人在中国长期逗留，甚至卒于中国。在大力发展传统朝贡贸易的同时，明成祖还将这一贸易形式主动推向海外进行，于是有了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之举。
“郑和下西洋”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或说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因为传说当年朱棣打进南京后，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或说为了“耀兵异域”，向海洋上的各国炫耀明朝的强盛。体现这种政治目的的，还是朝贡贸易，明廷派遣庞大的船队，主动到西洋诸国进行封赏式的贸易。
明代以婆罗洲(今文莱)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从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到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郑和先后七次奉命率船队出海远航，达到了当时属于西洋的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北非地区的30多个国家。船队所到之处，宣扬明朝国威，邀请各国前往明朝贸易，并就地进行交易，用所载货物换取当地特产。当然，这种贸易不是出于商业目的，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宣德八年，历仕三朝的“三宝太监”郑和在航海归途中去世，此后下西洋之举不再进行。
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为世界航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郑和的远航，还导致了明中叶私人手工业与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导致了移民海外热潮和奢侈之风的兴起，导致了朝野率皆用银与新思想的出现，这一切使中国社会内部孕育了变化的潜流，其作用与意义极为深远。
宣德八年以后重申“海禁”，有限的开放又回到了海禁闭关。到隆庆、万历年间，海禁再度解除，私人海外贸易被有条件地允许。明末，泉州人郑芝龙成为东南海商中最强大的势力，并接受明朝招抚，基本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后来成为明清之际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清朝统一前后，为害怕汉人反抗，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顺治十六年(1659年)颁布了“迁海令”，强迫东南沿海居民内移50里。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设闽、粤、浙、江四海关，用以主管海外贸易事务。但当康熙听到出海的中国商人有部分滞留海外时，认为是一种潜在威胁，于是在1717年下达了禁止中国商人前往南洋贸易的命令。此后，虽然雍正帝开放了南洋之禁，但清朝政府却加强了对中国商人出海的一系列严格限制，从而使中国商人无法得到清朝政府给予来华外商同等的政策待遇。同时．．对外国商人的防范也不断加强，当l8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商船直接前来浙海关所在地宁波进行贸易时，乾隆帝便感到担忧。不久，清朝政府就决定禁止外国商船再来宁波，而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
有学者将明清时期的海外政策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明朝的海外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官方海外开放时期(从明朝建立到郑和下西洋)——转折时期(从郑和下西洋结束到16世纪初年)——对海外民间社会开放时期(从16世纪初年到明末)；而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的海外政策，也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封锁海疆时期(从清朝入关到l683年)——开海时期(从1684年到l716年)——走向收缩封闭时期(从1717年的南洋贸易之禁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总体趋势上看，贯穿明朝海外政策的主线是开放的，而清朝海外政策的主线则是封闭的。
有学者将历史上所称的“康乾盛世”，定位在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到嘉庆四年(1799)乾隆去世。这个时期，清朝的统治处于全面的鼎盛时期。
康熙即位时只有八岁，由顺治指定的四名大臣辅政。当时满汉矛盾还非常尖锐，东南沿海还没有统一，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沙俄势力还有待驱逐，蒙古也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康熙八年(1696)五月，捉拿鳌拜，废除辅臣，康熙开始亲政。其后，着手调整中央机构，理顺君臣和满汉、南北之间的关系，加强中央集权。形势稳定之后，就开始逐步解决其自定的三件大事：三藩、河务及漕运。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反清。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于二十年九月平定了叛乱，并很快实现了撤藩，进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康熙二十二年，统一了与清朝对峙的台湾郑氏政权，东南沿海的局势随之稳定下来。二十三年，康熙批准开放海禁，鼓励开海贸易。至此，清朝终于实现了统一，基本消除了满汉对立的矛盾，结束了从明末以来连续半个多世纪的战乱，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康熙二十三年开始，一直到乾隆去世，清朝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财政储备雄厚，国力强盛，文化成就也达到新的高度，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个盛世，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盛世。
从政治安定来说，康雍乾时期实现了超迈千古的大一统局面，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清朝在克服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历史偏见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廓清，康雍乾三帝都具有强烈的“大中国”的胸怀，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与历史上元朝相比，清朝的统一是更加坚实和稳定的，各民族之间真正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紧密相连的整体。即使在一些外国学者看来，如果说元朝在长时期内还具有蒙古人征服中国的特点，往往把“蒙古”与“中国”并称，那么，对于清朝，则很少有人认为是外族的军事统治，很少有人提出在清朝统治下还有一个不同于清朝廷控制局面的潜在的“中国”。
康熙时期首先较好地处理了满汉关系问题。清朝入关之初，由于满汉民族矛盾还很尖锐，清朝还采取了一些民族歧视的政策。但是，当局势稳定下来之后，康熙皇帝并没有带着民族歧视去治理国家。他没有把清朝定位为少数民族的王朝，而是继承华夏正统的统一王朝。所以，采取了许多措施，在中央理顺满汉大臣之间的关系，在国家政策上改变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做法。对于如何治理多民族国家，康熙主张随俗而治，不强求一致。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以改善同边疆民族的关系，加强国家的凝聚力。康熙希望因此维持一个多民族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大一统局面。所以，对于分裂国家的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平定吴三桂的叛乱，撤消三藩，统一地方建制；统一台湾，设置台湾府；派兵驻守黑龙江．：抗击沙俄侵扰，保卫东北边疆等措施，都体现了康熙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例如，对于台湾，曾有人提出放弃的荒谬主张。康熙坚决支持平定台湾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的观点，决定在台湾建制州县。康熙表示，对于台湾，既不可迁徙当地人民，更不可弃而不守。
在康熙加强国家统一的基础上，雍正进一步从理论上澄清华夷之辨。清朝不仅要统治作为满洲肇基之地的东北和阳明朝中原旧境，还要统治包括蒙古、西藏、新疆在内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要更好地维护边疆的安定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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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三帝都坚持对西北分裂势力用兵，把西北边疆的安全看成是治国的头等大事，并取得了平定准葛尔和回郎的重大胜利。这是国家安定的重要条件，也是康雍乾盛世的重要内容。康熙和乾隆都对西北用兵，经过前后七十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准葛尔蒙古的叛乱。
汉唐时期，西域地区一直是中原王朝努力控制的区域。明朝时，蒙古瓦刺部控有西域。瓦剌包括和硕特、准葛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大部，游牧区域在我国新疆及其以北地区，l7世纪初，游牧在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谷一带的准葛尔部兴起，并对其他各部进行扩张。到清朝建立前后，准葛尔部实际占有了四部原有的全部牧地。康熙九年(1670)，‘葛尔丹夺取了准葛尔部的领导权，推行更加强硬的兼并扩张政策。康熙二十九年，清朝出兵痛击侵入内蒙古喀尔喀部的葛尔丹，在乌兰布通给葛尔丹以沉重打击。三十一年，葛尔丹进一步把矛头指向清朝，康熙决定亲征，～举全歼葛尔丹势力。从康熙三十一年到三十六年，康熙三次亲征，全歼了葛尔丹顽敌，扫除了西北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加强清朝对西北边疆的管理。葛尔丹死后，准葛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占有了西域之地，并进而谋划袭取西藏。康熙五十九年，清朝护送六世达赖人藏坐床，粉碎了策妄阿拉布坦插手西藏的野心。雍正即位后，策妄阿拉布坦又煽动青海和硕特部发动叛乱。清朝坚决镇压了下去，：在青海设立办事大臣进行直接管理。但准葛尔部一直还处于与清朝敌对的状态。雍正继承康熙的战略，坚持以消灭其势力为目标。最终解决准葛尔部的是乾隆。稳定西藏和蒙古，维护西北边疆的稳定，是康雍乾三代皇帝治国的一大战略重点。乾隆二十年(1755)至二十二年，清军进入伊犁，最后平定了准葛尔蒙古。至乾隆二十四年，又平定了天山南路的回部。
在维护大一统方面，康雍乾三帝对江南地区的关注也是重要的体现。由于江浙两省是“人文渊薮”之所在，争取这一地区知识分子的配合支持，就成为确立对汉人统治的关键。而这一地区的知识分子，由于清初的征服战争中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残酷的屠杀悲剧，由于他们自身抱有强烈的中原正统观念，一直对清朝入主中原抱有敌意。康熙在位期问，先后六次南巡，乾隆效法乃祖，也是六次南巡。《四库全书》修成后，乾隆指示将七部中的三部放在江浙，以示对江浙文人的重视。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对江南的控制，树立清朝在江南的权威，从而树立起清朝在全体汉族人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总之，无论在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加强对汉人的统治方面，还是在巩固对蒙古的统治、平定准葛尔和西藏等地的叛乱方面，康雍乾三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做得最为成功，他们不仅开创了一个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还很好地统治了一个较长的时期。
从社会稳定局面来说，这个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少有的安定时期，被旧史家形容为“海内富庶，家给人足”。由于边疆地区的开发，人口流动的空间加大，社会基本处于一种动态的稳定之中，不同地域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总体上有所提高。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和人民对政权的信心等问题还缺少深入的研究和确切的数据，但在乾隆中期以前，基本没有成规模的农民起义。而且，人口数量的增长是传统社会里衡量稳定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只有社会稳定了，人口才有可能迅速增长。清朝在乾隆时期用了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人口就翻了一番。乾隆六年(1741)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为1．43亿，到乾隆五十五年，突破了3亿。
历史上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主要有政局动荡、政治腐败、外敌入侵、自然灾害、文化冲突等。康雍乾时期，这些方面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较好的解决。例如康雍乾都重视整肃吏治以安定民生，他们深知国家是皇帝与百姓共治的国家，百姓是国家的根基，如果允许贪官污吏剥民自肥，势必动摇国家的根本。乾隆首先从立法开始，废除了贪污官员在赔缴赃银之后可以减轻处罚的法令，在执法中也严格厉行。乾隆年间，平均一两年就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贪污或索受贿赂而被正法，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乾隆四十六年(1779)，处理了甘肃全省官员冒赈贪污大案，以“侵盗钱粮”罪杀掉了包括巡抚在内的近60名地方官，流放了57人，奉旨查抄的165人，还有大量的处以其它刑罚者。乾隆惩办贪污的决心之大，执法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角度来说，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强的时期。清初大概只用一百多年时间就使粮食生产翻了一番多。18世纪末，中国制造业的总产量所占的份额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份额中占到将：近三分之一。国家财政储备雄厚，作为全国白银总储备主体部分的户部银库的储备，康雍乾时期基本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上下，相当于国家每年总收入的1.5倍。
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成就也达到新的高度。《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被认为是这个时期完成的标志性的大型文化工程。
但是，就在这样的盛世表象下，清朝的统治隐含着严重的危机。当时的世界已经呈现出了走向工业化的发展趋势，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如何应对这个历史巨变，是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严峻选择。而清朝统治者对此一无所知，继续在做着天朝大国的虚妄之梦。而在思想文化上又实行严酷的专制政策，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康雍乾时期文字狱频繁出现，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笼罩着皇权的专制权威。
康熙朝发生了两起著名的文字狱，分别是庄廷镟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涉及的是敏感的南明史问题。雍正朝十三年间，总共有约二十起文字狱。与顺治、康熙时期文字狱用于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不同，雍正初年的文字狱，主要用于打击清廷内部的异己力量，是与统治集团内部权利之争纠缠在一起的。但到后来，雍正在打击反清思想方面走得更远。雍正六七年间发生的吕留良案，就是由于曾静谋反案而引起的对反清思想的绞杀。在总结发动吕留良文字狱经验的基础上，雍正指出：那些明火执仗的盗贼，是有形的，地方官难以掩盖。而那些专以文字蛊惑人心的“匪奸”，则很难败露。此类“匪奸”为害国家，淆乱人心，“甚于盗贼远矣”!乾隆十六年至四十八年，共有文字狱约130起，其手段比起雍正更加严厉。文字狱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由于清朝对思想的严酷控制，广大知识分子“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反清的思想被压制住了，连一切新思想也都被扼杀了。
在严酷的思想专制下，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顿时变得万马齐喑，中国本来就一直受到压抑的创新精神至此彻底被扼杀。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了活力。由于专制主义政治体制自身的局限，权力缺少制约，政治上的清明也难以维持。尤其是贪污案件往往涉及政治黑幕，这是康雍乾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古代专制政体无法克服的痼疾。惟其如此，在惩贪极其严厉的乾隆朝，恰恰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和坤这样的贪污之王。
在对外关系方面，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继续采取重农轻商，轻视科学的态度，加上思想上的禁锢，清朝已经陷入了固步自封的境地。康雍乾时期的盛世，只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社会的回光返照，而没有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开辟出任何新的路径。18世纪以后，西方世界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
